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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5页）

就是由于他们之间所采用的复杂的策略（如　１９２４　年以前，鼓励陈炯明长期

容忍海丰农会活动的策略）。还有一种补充的方式，一旦那些在地区或省一

级掌握较大权力的人断定威胁已过于严重而无法再容忍下去，或它正有利于

他们的对手，②那么力量如此悬殊的事实事先就决定了革命者的命运。

在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官方解散海丰农会至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建立苏维埃之间的这段

时期，彭湃在广东省其他地方的活动不仅证实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初

的“农民”事业的不稳定性，以及地区或地方政治形势的决定作用，它们还

说明了所谓的“依赖性政治”是怎么回事，它就是许多“农民”事业所固有

②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　18　期（1964　年　4　—　6　月），第　20　页。

①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697、701、703—704、744—745、902、905—906　页。

与海陆丰苏维埃维持几个月相比，广州公社只维持几夭（1927　年　12　月11—13　日），广州公社的短暂特

征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证明。在广州，当局不能容忍这种挑战。

②1924　年　3　月，陈炯明终于下令解散海陆丰农会，这显然是在当地名流使他确信农会与广州他的敌手（共

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之后（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539—540　页；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　77　页）。

的缺乏自主性，这些事业只是由于省当局的庇护，才得以一再免于失败。如

１９２４　年广宁（位于该省的西北部）的事例，作为同盟者甚或是保护者出现的

正是世俗的当局。这次出来说情的正是彭湃本人，新近在广州掌权的国民党

的农民部书记。正是他说服了省长把敌视农民运动的广宁县长撤职，这甚至

发生在后一任省长之前，更为合作的后一任省长廖仲恺派去一支突击队，帮

助广宁的革命新手们的农民事业。①

对外部支持的依赖性自然使农民运动极为脆弱；在广东的革命军启程北

伐后，广宁的农民运动并没有维持多久。

８．非农民的领导层。广宁农民运动的倡导者是一些在广州接受过中等教

育的当地人；②简言之，是“留学生”彭湃——他属于海丰巨富家族之一——

的朴实的复制品。这些从该省东部到西部发动和组织广东农民运动（这一官

方标记在大多数情况下掩盖了共产党的控制）的人，无论其智能、地位和社

会等级如何，都共有社会精英的身份，这就把他们与农民分开了。这固然会

使他们与农民的初次接触较为微妙，却大大地方便了他们渗透到当地政界中

去。

勿庸置疑，海丰的地主们本会立即镇压一次纯粹的农民运动，但是他们

在回击农会在彭湃的指导下越来越放肆的积极活动之前，仍然等待了很长一

段时间，无疑，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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