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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部分（第3页）

掌握现代文化内核的知识分子的群像。③可见有一些最佳的戏剧和小说是在

“被占领的”中国创作的。

３０　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在他们的创作观与其所拥护的

社会政治目标之间，预见到任何可能的差异。然而在战争期间，有几位杰出

的作家，特别是老舍，在为祖国服务的爱国热忱之下，自愿放弃个人的观点。

结果是日益强调观众的重要性，从而戏剧自然地成为最强有力的文学媒介。

当个人创作观变得与指定的集体观——对后者作者个人也是热情拥护的——

相抵触时，当中国现代作家不再能像他们从五四时期以来一直做的那样，声

称他们对同胞更有感受性和同情——这使他们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观察力——

时，个人创作的争论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种意义上的对个人创

作的挑战，在沦陷区从不存在，在大后方也未被作家们觉察。直至毛泽东于

１９４２　年在延安发表有关文艺的讲话，这种挑战才以毛掌握的全部思想力量和

政治权势摆在人们面前，其特定的目的是整顿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改变

文学的定义本身。

④见姚莘农著，杰里米？英戈尔斯译：《清宫怨》。

①这份关于被日本占领的上海战时戏剧的资料完全取自爱德华？冈恩的开拓性研究。见冈恩：《不受欢迎

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　年和冈恩的研究论文《日本占领时期的中国作家（1937—

1945　年）》。

②这部中篇小说收入夏志清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　138—191　页和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

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第　530—559　页。

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445　页。

延安座谈会

毛泽东在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针对全体共产党

干部的新发动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毛在意识形态上的意图——改造延安知

识分子的思想是明显的。但毛本身是个知识分子，他对五四时期以来的新的

文学趋向也很关心。如他《讲话》所展示的那样，他对　３０　年代早期的文学论

争十分了解，而且可能一直在阅读左翼文学界撰写的某些创作，尤其是鲁迅

的作品。因此，《延安讲话》可以理解为毛踏着瞿秋白的足迹，对五四至　１９４２

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所作的新的评价。但在同时，毛对文坛上某些新近的论点

当然是清楚的，这些论点需要澄清和解决。

１９３８　年早些时候，在中共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

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演说中，毛泽东呼吁党内同志“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

体化”，废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调头”，并且代之以“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作出结论说：“把国

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

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①

毛泽东的指示并未特别提到文学，但是它与文学领域的关联不久即被延

安文化委员们——特别是陈伯达、艾思奇和周扬找出。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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