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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4页）

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１９４０　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

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

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

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①这个声明显示

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

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

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

研究。１９４１　年　９　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

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

油燃料的利用。②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

①《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73　页。

②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实秋：《谈闻一

多》，第　109　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悼亡友闻一多》。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生活

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

③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30　页。

①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钱端升后来的一部研究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

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②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　197、198　页。

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当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

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

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

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

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

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

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１１　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

于　１１　月　２５　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

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

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１２　月　１　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

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

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

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①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那

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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