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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2页）

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

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　１９４０　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

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　９。①

①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第　3　页；又见《教育

杂志》第　31　卷第　1　期（1941　年　1　月　10　日），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特辑。

②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3　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

第　3　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　29　页。

①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22—26　页。因为得不到　10所院校的数据，而且

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　１９４０　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　９２４４１０２０　元。②然而

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

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的低点　９１　所开始上升，超过了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水平，在　１９４０

年达到　１１３　所。１９４５　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　１４５　所，同年注册学生

增加到　７３６６９　名，③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

素。１９３７　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

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　１１　月　１　日开课。校舍

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

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

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

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

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１９３８　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

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　３００　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

月，行程近　１０００　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

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①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

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　１９４０　年，注册学生增加到

３０００　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　１９４０　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仓

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

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②蒋梦麟、梅贻琦和张

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

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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