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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第2页）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绩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这当然涉及识字、学校、

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问题。从　１９２８　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

是表现新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即要求一切外

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

国国民。一个结果是维护国家在教会学校中反对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权威——

这一目标既体现了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也表现了现在掌权的国民

党独裁制唯恐丧失的民族主义。对教会院校这一世俗性的挑战是在　１９２５　年首

次提出的。１９２７　年后这一政策延续下来，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它不仅涉及

外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世俗的价值观或宗教福

音的价值观究竟谁应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在中国比较有远见的西方教育家

们，如在燕京大学，能预见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因为

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

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

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①

结果，燕京于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第一批服从登记。政府对教会院校的法令之一

是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课程改为选修。然而，

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顺利解决。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把

国民政府要求变宗教课程为“自由”选修视为登记的主要障碍，学校领导并

且强烈抵制政府和国民党在校园活动的前景。圣约翰大学持拖延态度——无

疑在上海这样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在上海外国利益处于

②国民政府成立于　1927　年　4　月——译者。

①艾德敷：《燕京大学》，第　129　页，又　130、149—151、155　页。又见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

中西关系，1916—1952　年》，第　3　章。

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国院校与中国环境较为协调。例如东吴大学是在

中国校友的压力下向教育部登记的。到　１９３３　年，所有主要教会大学和学院都

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登记。①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进

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

校长，这些要求导致燕京大学有一个二元系统：在纽约美国理事们在校长司

徒雷登领导下，掌握预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国教员，而在中国的管理委员会

（１９２８　年后中国人占多数）在中国校长领导下负责其他政策事务。吴雷川于

１９２９　年就任后一职务，因政策分歧于　１９３４　年辞职；１９３４　年后校长职务主要

由陆志韦担任。②因此，尽管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学校的传道意向被削弱了，

它们都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正式结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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