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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1页）

风；彭禹庭因公开反抗国家机关。这两项非正统的实验都被扼杀。总的来说，

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留下的一

份遗产是人们广泛关心把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并且体会到乡

村改革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无法生存。共产党人发展而成的根据地概

念，是把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其政治和军事保护之中的尝试。

参与与官僚政治：历史的进程

①《镇平县自治概况》；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载《远东研究中心

文化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218—286　页。

①陈果夫：《苏政回忆》，第　14　页。许莹连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　530—648　页。

从这里提供的材料看，本章开头提出的两分法似乎全然不足以表现一个

真实的矛盾。事实上，地方自治的发展并不是在参与更多一些或官僚政治更

多一些这两者之间的一连串的选择。勿宁说，它是以一种交替更迭的方式进

行的，表现为民众要求参与地方政治，却提供了官僚政治得以造成更大危害

的格局。清廷决定制订宪法，是出自一种心态，认为参与最终将导致增强官

府的特权。县议会的历史表明，起初是充满热情，地方名流广泛卷入，但却

以县知事操纵的参事会增选议会的领导人，从而极大地加强县知事的行政权

力而告终。

县以下区划的模式（翟城“模式”），起源于乡绅的积极精神和鼓吹社

区者的热忱，却促进了一种严厉的官僚政治的和极权主义的地方管理制度（阎

锡山的“村制”）。孙逸仙自底层向上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乏响亮的平民主

义的论调和“自治”的指示，确实产生过一些有创见的计划，本可以引导民

众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然而，南京政权在　３０　年代修改这些计划的做法，意

味着那些原应是“自治”载体的单位变成了使官僚政治更深地渗透进地方社

会的单位。

参与和官僚政治看上去已在密切的历史关系中相互联系起来。名流（和

一定程度上的更广大的公民）迫切要求参与政治，确实曾激起体制改革的汹

涌波涛。但是，浮在波峰浪尖的是官僚政治国家的机构。波涛退却以后，留

下来的是它们。

第　８　章　　学术界的成长，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

学术机构不仅教育后代，而且创造、引进和传播技术与文化。现代国家

的学校和学院、图书馆和实验室，通常通过履行这些重要的职能，对国家以

及一般对社会起着重要的中心作用。而在中国，从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

直是政府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它注定要成为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中国革命的

一个中心问题。同时，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教育在多种国外的影响和参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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