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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4页）

工作的地方名流。而今这两部分人都不能对县的财源有多大的控制。只是截

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地方名流介入县专门局有多深仍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看起来他们的介入从民国初期就有所减弱，当时地方文人学士对诸如教育和

经济发展之类的专门局颇能控制。如果是这样，那么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成为政

府改革口号的裁局改科，就是使县政府恢复到更为司空见惯的官府模式的最

后一个步骤。削弱地方的这类参与，同国民党统治初期发生的实际放弃地方

自治的计划如出一辙。②

到　１９３７　年，这类政策大都已被采纳，它们十分切合当时蒋介石在南昌行

营指挥的“剿匪”（反共）战役的精神。我们在接触到作战文书档案以前，

只有依靠推理来判断这种官府化的努力来自何方。③但是，有迹象表明蒋介石

和他的亲密顾问支持这些政策。

例如，裁局的计划似乎于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出自湖北，可能得到了蒋介石手

下张群的支持，作为减少行政开支运动的一部分。这项计划为鄂豫皖共产党

根据地“剿匪”方面采纳，成为县级的官方政策。１９３４　年　３　月，蒋介石在南

昌行营召开省主席会议，研究新的民政措施，作为其在江西及其他“剿匪省

份”军事围剿的补充。“裁局改科”的思想在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报告

中，被宣布为普遍的政策。正式条例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颁布，供所有剿匪省份

实施。不论这项改革是否达到了加强县长权力的目的，必须承认它所取代的

制度是浪费的和混乱的。让公文在县专门局与省会的对口厅之间往来，不经

过县长办公室，是削弱县政府，又是向地方政治注入另一种保护制度的做法。

３０　年代中期另一个官僚政治的进展，是重新设立区为县以下的公安单

位。人们当能想起区原是从山西样板借用来的，最终应担负自治的权力。以

后只是暂时放弃区，赞同民国初期以来的三级自然单位制。但是，３０　年代的

反共作战又使得区的地位突出起来。这项措施由鄂豫皖剿匪总部首倡（和裁

撤厅的措施一样），于　１９３２　年具体化，成为一种能够引入监督重建的保甲制

度的公安机构的方法。这项措施也在　１９３４　年南昌会议上得到蒋介石认可。问

题是只加强县一级政府是不够的。杨永泰抱怨说，区以下仍然是“土豪劣绅”

的世界。这些人大概更可能引起叛乱而不是平息叛乱。①无论如何，这样的地

方名流没有被看作是改革后的县政的有效工具。五个剿匪省份（河南、湖北、

安徽、江西及福建）如今（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奉令在每县设立三至六个区，区

长经县长推荐由省政府任命。借自山西制度的官僚政治的特征，是区长不能

在其家乡县内服务；回避的规定传统上是正规官僚政治的约束手段，如今用

来控制县下一级的人事安排。②

在县、省之间，加紧官府控制也留下了痕迹。虽然南京政府已裁撤民国

初期沿用清代的中间一级的道，但是，３０　年代地方行政的特殊困难，导致若

干省政府重新实行这一级的监督。称为行政督察专员的官员，于　１９３２　年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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