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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3页）

京控制华东和华中以外的省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

就自治和行政改革而论，省长们越来越发现《县组织法》的宗旨不实用。

内政部主办的两次省民政官员会议，作出了旨在冲淡原来宗旨的决议。１９３１

年举行的第一次“内政会议”，决定放松对地方单位规模的严格的数字限制；

限制乡和镇的行政聚合体不超过　１０００　户，在稠密居住区是不现实的，因为这

会造成地方控制网络过细，在经费或人员配备上都不能做到。而且，限制区

长只能由经过训练的地方政府人员担任也不现实，因为训练所需人员的设施

不足。最后，要求在　１９２９　年底以前全面实施《县组织法》，由于各省条件参

差不齐，也发现是不现实的。

第二次会议在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召开，这次会议进一步抨击了《县组织法》。

由于地方传统和社会条件千差万别，实行全国统一的制度已不再认为可行。

今后，无论县以下地方单位的规模，还是其组织原则和命名方法，都无须听

命于南京的内政部。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自治作为地方组织的原则加以攻击。

县以下单位，从区开始向下，原为《县组织法》指定的纯自治体；而今地方

自治只是那些单位职能的一部分——它们也应是县官员领导的低级行政单

位。县本身如今主要是行政单位，作为自治单位只是次要的。在所有层次，

自治职能受到的约束更紧，例如，警察只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事，而不是任何

自治体的代理。根据推荐的行事方式，县长对自治体的预算和活动有更大的

监督权，包括对自治议会通过的任何决议有实际的否决权。由各省民政厅长

提出的这些建议，目的在于监督和控制自治体，甚至要把它们变成县政的辅

助的分支机构。同时，这些建议等于承认南京政府以改组地方行政体制的标

准化形式，来贯彻其法令的权力非常有限。①

第二次民政会议建议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裁撤县政中的专门局，把它

们的职能归入县政府的相应科中。这种意见的意义超出了单纯简化的范围。

它具有通过加强县长对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力，使县政恢复更为习用的模

式的作用。然而，加强县长的权力本可以不那么依靠传统的办法，而更多地

依靠“ＣＣ　系”扩大它的影响，即通过把中央政治学校受过现代化训练的毕业

生安插到国民党控制的省份当县长。如果是这样，那么清代以来县长权力的

减弱真正是一个严重问题。例如，蒋介石在　１９３２　年抱怨增设专门局分去了县

长的很多权力；他说，实际上是省政府类似的厅拥有任命和监督县里局长的

权力。①

②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　829—832　页。

③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　830—831　页；赵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际》，第　350　页以下。

①《内政部年鉴》，1936　年　B　篇，第　639—642　页。

①程方：《中国县政概论》，第　39　页。

新政策下受损失的是省级的专门人员，以及民国初期以来即参加专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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