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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5页）

②何廉：《何廉回忆录》，第　144　页。

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

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

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

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

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２／３。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

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

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

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

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①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

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

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②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

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

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

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

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

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

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

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

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

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

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１９３２　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

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①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

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

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

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

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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