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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4页）

裂的迹象，终致产生新的阶级结构。在　１８　世纪和　１９　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

学者－士绅已转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加

速了这一过程。有资格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尽数授以政府职位。有些富有的

青年人变得懒散或耽于文学消遣。不太富裕的功名不高的人，可能在地方上

与衙门小吏中的贪污分子勾结营生。但是，也有不谋仕途，严肃而值得尊敬

的人。一个早期的例子，是　１８　世纪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的学术界——这些人

专心致志于严谨的学术，从事研究和书院教学，靠民间的赞助人或封疆大吏

给予的薪俸为生。新建立的以高学术水平为目标的书院，使他们有了一个稳

固的基地。职位由督抚任命。这样的职位，有抱负的学者极为珍视，刻意求

之。藏书家扩大了藏书规模，推动了书籍印刷，从而促进了印刷业。这一学

术阶层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也不追求官职。③

在　１９　世纪，特别在后半期，士绅董事会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主要谋生

①关于名流融合的一般情况，见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第

106　页引用了（浙江）石门地方志的评论。商绅融合的情况反复被提出，如，肖邦齐：《四川地方名流的

构成和作用》，《清史问题》第　2　卷第　10　期（1973　年第　10　期），第　11　页和各处；兰金：《城乡连续性》，

第　83—84　页。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　年》，第　82、93、174　页强调了继续

存在的差异。

①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②关于这种倾向的更多论述，见本书第　7　章《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③本杰明？埃尔曼：《新儒学阐释：中华帝国晚期长江下游的学术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80　年），第　166—261　页；和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变化》。

之道。和知县的活动一样，董事的活动常常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人专门担任

管理水利之类的职责。管理宗族财产成为又一种相当好的施展行政才能的机

会。富商或投资者常常雇用执事来管理私人商号。

在官府范围内出现了专门化，如有些人受训练当属员，其他的人成为高

级官员随从人员中的刑名或钱粮幕友。例如李鸿章的幕府中保持许多额外的

专家。这类专门化常有地方基础。这样，来自浙江绍兴的学有所长的人，以

当刑名师爷的本领和在京城获得书办职位而成功，尤其著名。①也有一些绍兴

家族管理宁波商人拥有的钱庄而致富。

更带根本性的职责的改变始于条约口岸，在那里洋务专家、买办、条约

口岸创业者和西方式专门人才形成小规模的城市资产阶级；作为民国时期军

事家的先驱，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教会学校和中国的新学堂开始培养儒

家框架之外的城市知识分子。旧的各种名流阶层的分裂和再确定，民国时期

仍在继续。其实晚清的各种名流从来不是同质的，他们如今不仅按地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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