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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8部分（第1页）

高攀龙狠狠摇了摇脑袋，像是要把一些不适合的想法摇掉，他两眼直直地看着信王说道：“信王你这话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想过也进行过仔细的分析，前一阵杨大人给皇上的建议是选人不如选主意，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后发现杨大人的建议理论上行得通但实际上难行。相比一个人们认可的主意或者说一个明了的计划来说，人就显得有些变化无常了，但是为什么人们愿意选一个容易变化的人而不愿意选主意或者说计划呢？因为大家都觉得人比较好控制。”

信王想了想说：“我记得皇兄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一个官员首先需要的是忠诚，然后才能说能力高低，他说过不忠诚的人能力越大危害越大，对我皇兄来说是不是忠诚就代表着容易控制呢？”

高攀龙说：“不仅仅是皇上需要控制手下的人，任何官员都喜欢控制得住手下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在选一个官员时才喜欢选人而不喜欢选主意。无论这个官员最后是通过什么途径上位的，他必须要被人控制而不是根据什么计划来而不受管束。当年嘉靖朝时有一个海瑞，他以圣人的话和本朝太祖立的律法为依据治理地方，这样的人对上级包括皇帝都没有无条件的畏惧心，人们不喜欢一个下级小官始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所以海瑞不怎么受重用。”

信王这时候就有些奇怪了，他说道：“民选官试验是我皇兄赞同的事，而且也是我们大家大力推行的事，难道大家都没有发觉这一点吗？明明选一个主意经过完善后就可以执行，这样一来谁去执行都无所谓只要不乱来就行，这样肯定比绞尽脑汁找一个容易变化的人要好。直接选人就是让这个人坐上那个位置后根据他自己的想法做事，从出智出谋的角度讲也是一边是一个人左思右想，另一边是大家集思广益，难道为了控制人就要做这么大的放弃？”

高攀龙说：“开始杨大人说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就是皇上说的把不在状态的人换下去，假如这个人是百姓选出来的，上级对他的控制力要差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好及时换人，可见一个官员必须得到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皇上也说过忠诚第一能力第二，不能控制的人谁能相信他的忠诚？民选官一事上现在已经出现了难题，怎么办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必须皇上亲自下旨。”

高攀龙这话虽然没有说得很明白，但是却得到了包括信王、杨涟等人的赞同，从朝廷的角度看一个官员，忠诚第一方便控制是最大的要求，其它的要求就不能说得太明白，给了他自由也就是给了自己方便。假如把什么都定得死死的，在这种环境下做事的官员就不好控制，因为他是根据一些计划或者制度在机械做事，想让他灵活一点也不可能，他自己都无法做到灵活要按一定的规律做事，其他人又如何去控制他？

现在大明的官员都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自由度非常大，当年张居正那么厉害也只是对官员约束得紧了一下，最后都被官员们垢病群起而攻之。现在要让所有人失去更多的自由完全按某些主意去行事，这种触犯众怒的事除了皇帝谁也不敢揽到自己头上。

信王想了想说：“我皇兄现在身体不是很好，杨大人和钱先生开始刚刚见过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现在再去请示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不如我们先根据这三个问题试着用考虑事的角度去设想。等我皇兄身体好了再把我们的设想拿去给他看，只说这是一个建议用不用随他的便。”

高攀龙见信王如此说心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道你马上就要到这里来主管监政院，什么事由你来承头那是名正言顺最好不过，就算有人想说什么也得考虑你跟皇上的关系。高攀龙这样想是因为已经有人公开说东林党是学阀学霸，用人做事都是凭东林党人的喜好，这话说得连高攀龙自己都暗自点头，想一想自己这些人这么几年的所作所为，不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确实也有排斥异己的事。

高攀龙想了想说：“杨大人和钱大人这次亲自去看过民选官的过程，以他们所见所闻提出了三个问题，干脆就由钱大人来说，我和杨大人还有信王一起从论事的角度来选人，你们看怎么样？”

信王一想也对，自己和钱谦益现在都还算是政务院的人，高攀龙和杨涟都是都察院的人，如果互相有了争执就有些莫名其妙，被有心人知道了就会说东林党在跟政务院争权。假如由钱谦益来说自己转变一种说法，由高攀龙和杨涟在旁边帮忙，就成了都察院协助政务院处理事务，任何人也没有说嘴的理由，学阀学霸的说法现在在朝中官员中流传，避一避嫌疑总是好的。

钱谦益跟杨涟刚从外面回来还没有听到那些话，不过他也没有多想，见高攀龙让自己说于是说道：“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官员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做事是遵循上下一致的原则，以前是全部由上级直接任命不考虑下面人的意见，产生的官员肯定是唯上不唯下做不到上下一致。现在的试验中由百姓选官，产生的官员上级控制力减弱而下面的约束力还是空白，如何让这个官员做到上下一致？或者说他做不到该怎么办？”

让官员在参加选举时先说一说自己上台后要怎么办，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在以前要当官都是悄悄地私下活动，无论是下面的人还是其他同僚都不会知道，当然有内幕消息的灵通人士除外。现在要试着让百姓选择官员，而且还要让一个候选人先说一说他的想法和规划，相比之下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不过就算如此也没有什么太值得让人兴奋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候选人所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假话，除了傻子谁都会说一些什么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话，问题是这些话有多少人会相信呢？能以候选人的身份站在台上被人选，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是傻子，绝对说不出自己当官是为了来捞银子的真话。

不过话又说转来，一个官员真要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而且说到做到，只要他说的是一个良心价百姓算一下觉得能忍受也会捏着鼻子认了。比如说他可以纵向比较当地历代当官的灰色收入是多少，再横向比较一下其他地方同级别官员的外财是多少，然后综合起来给百姓一个他准备捞的上下限。只要他发誓说捞够他自己定的数目就收手绝对不多要，从那天起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这样说到做到的话估计也行。

问题是人的贪心是没有止境的，官员们捞起钱来都是没有最多只有更多，他自己捞得差不多了还要替儿子孙子捞一点存货，有能力的话还要照顾亲戚朋友，小舅子小姨子之类的人更是要大力扶持，这样一来就是一个无底洞了。既然大家都明白候选人在被选上之前说的话都是假话，那么自然就不会认为他们的话有多值得相信，他们信誓旦旦说将来绝对会做到上下一致，这样的话也只能暂时相信一点点，重点还是要放在怎么相信他们，怎么制约他们上面。

钱谦益说完后就看着信王，信王对钱谦益的凝视没有什么压力，就像当年回答老师问题的学生一样感到很轻松，他轻轻地说道：“钱先生这一条正应了我开始说的话，人都是会变的今天一个主意明天又是一个主意，要我们去相信一个会变化的人今后不会变化，不但是可笑的事也是可悲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相信任何一个人，请他拿出具体细则出来，让我们相信他今后会严格按照这些白纸黑字的细则做事。”

就在这时候刘宗周回来了，见杨涟和钱谦益在这里感到很奇怪，一番寒喧后问起两人的来意，知道钱谦益正跟信王在进行商讨，问清楚具体情况后没有说话在一边想。

信王正是年轻好争胜的年纪，想到自己的办法应该不错于是问刘宗周：“刘大人以为我开始的说法对不对？不管一个官员的大话说得多动听，必须要他用小细节来证明他的大话不是假话。”

刘宗周点头说：“信王的想法是不错，不过我很怀疑那些候选人都能够拿出一个能证明自己的计划出来。”

480　人论转化（中）

刘宗周这话说得很直接，但是有点不符合多数人的看法，猛一听觉得他的说法有问题，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他这说法好像有一些道理。在一般的老百姓眼里官员们都是高高在上的一类人，这些人脑袋里都结结实实充满了智慧，不说个个都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一千年的先知，至少对治下黎民百姓的所需所求能了解得一清二楚，当然对上级也能做到善解人意。刘宗周说候选的官员拿不出证明自己的计划，相当于说很多官员上任前都没有什么计划。

要说官员们做事没有计划那也说得不对，三岁以下的小孩还有智力没有开化的牛、狗等牲畜可能做事没有计划，漫山遍野随着性子胡乱跑，跑到哪里跑累了就歇一歇，歇够了养够精神了再开始胡乱跑。官员们的智力水平是不容置疑的，一个做事没条理的傻子也当不了官，他们考虑的一般都是该去讨好谁，捞银子时捞到什么程度就收手免得脱不了手，哪些人需要去结交，哪些人又需要敬而远之保持距离不得罪等等。

刘宗周所说的拿不出计划是指这些官员拿不出一个能让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计划，同时也是能给大明的繁荣富强工程添砖加瓦的计划。按最新的要求一个官员应该遵循上下一致的原则做事，怎么做到上下一致连最高的出谋划策机构圣学院和博学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见解，怎么能强求一个官员做得到呢？何况这个官员还是一个还没有当选的准官员，正在热血沸腾之际还没来得及沉下心来想问题。

其实一个官员跟普通人的差别也不是很大，剥去那身官服摘掉那顶乌纱也就只剩下五官四肢一个脑袋外加一截身子，没见谁说当官的身上某样东西要比一般**一圈或者多一件。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办不到的事就一定要让官员办到呢？而且这种要求还很苛刻，需要他们随时能信手捻来捻来后还好使，这就有些难为人了。在这种要求下很多官员为了保持官员的体面和尊严，说些假话大话空话糊弄人也不以为奇。

信王开始还为自己的绝妙想法感到欢欣鼓舞，听刘宗周这么一说也觉得有些泄气，他想了想说：“我知道官员们很多时候说的话都不值得相信，尤其是在向大家表决心的时候更是喜欢说大话。让他们订一个详细具体的计划来证明他们的大话，也是为了避免他们的大话大得太离谱。刘大人说他们多数人拿不出来具体计划，这话我也表示同意可以不那么苛刻要求，但这样一来又怎么证明他们能胜任呢？又怎么保证官员们参选时不会一个比一个调子高呢？”

刘宗周说：“这事情我也一直在考虑，前一阵钱谦益钱大人和周延儒周大人说了一个简化选举方式的提议，我在想能不能根据这种思路考虑一下简化官员的计划。信王开始说了一个官员在参选时容易说大话，必须要他们做一个具体的计划来证明自己，我同意信王的话也明白只有这样才能让官员们的大话不会大得让人发笑。钱大人和周大人提的建议是简化老百姓的选举过程，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没那个能力去进行复杂分析，官员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钱谦益和周延儒的意思是老百姓头脑简单智力不高，要他们通过官员以往的经历来分析他具有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一定的归纳判断能力。这还不算还需要百姓们根据这个官员的能力，去推测他的能力是不是适合在本地开展工作，能不能运用其能力为老百姓谋福利，这就需要老百姓具有演绎推理的能力。假如老百姓不具备这些归纳、判断、演绎、推测的能力，选举也就是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钱、周二人认为现在大明的老百姓肯定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因为有那样能力的人早就被人挖走了，不可能还呆在原地种田为生。诸葛亮当年也在隆中躬耕过，但那只是一种获取名气的表演秀，如果刘备没有三顾茅庐去请他，他这样的人也绝对不会在南阳耕一辈子的田。

既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但是又需要根据其能力去做事，那就只有降低难度让大家的能力能够胜任。具体做法就是把那些什么归纳、判断、演绎、推测的过程全部省略，直接让参选官员们说一说你准备怎么办，然后让老百姓根据这些人的话来选择。

所谓归纳、判断等是因为没有东西必须要自己去找东西，而选择是有东西只让大家比较哪样更好更合适，做选择题肯定比做分析题要简单得多。就像一个人肚子饿了要吃饭，什么都没有的话要填饱肚子还得花很多周折，但是只让他在一堆食物里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那就相对简单一些，愿意吃干的就吃干的愿意喝稀的就喝稀的，还有什么酸甜苦辣麻的味道随其心意。

刘宗周的意思是对普通老百姓可以这样，那么对参选的官员也可以这样，老百姓在选举是可以要求参选官员说点东西出来供大家选择，官员们同样可以要求自己只做选择题而不做分析题。当然刘宗周这么说并不是占在官员这一头替他们说话，而是为了只选择不分析这一过程可以保证参选官员说出来的话是正确的。

自从天启设立了圣学院和博学院后，博学院所出的贡献比圣学院要大得多，什么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新型高产农作物的出现和推广、新型农庄的试验和推行，都让大家看到了博学院的价值。相比之下圣学院就差了那么一点，除了可以安置一些年龄到了还有满腹报国之志的老臣外，几乎看不出来圣学院的作用来。你要说你为大明的发展出了多少主意，问题是谁会在乎你的主意？很多人都说大明最缺的是实干的人，而最不缺的是站着说白话的出主意者。

因此刘宗周建议借用简化百姓选举过程的思路，来简化官员参选时制订计划的过程，这其中也有他的一点私心，刘宗周的意思是专业的事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做。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说如何施政是每个官员的事，而制定什么样的规划这种出谋划策的事应该由圣学院这种专业机构来办。自从天启不遗余力大力推行四级辅政机构以来，中央、省、州、县等四级都建立了辅政机构，刘宗周认为让辅政机构出计划才是正确的做法，官员们在其中选择一样施行就是。

这里的几个都是聪明人，一听刘宗周的话就明白了他的意思，高攀龙问道：“皇上说了京里的监政院还有各级的辅政机构都只能从旁协助，就是说当主持政务的人需要帮助时，我们可以发动人出主意去协助。刘大人说参选官员的计划都要我们出，会不会让这个辅助性质的机构站在前面了？”

刘宗周摇头说：“不会，皇上前一阵说过要把政务院的预政处划到监政院来，这样一来就可以添加一些实际点的东西让大家商讨，无论如何监政院从旁协助的性质不会改变，唯一有变化的就是增加了一些实际内容。我们这里怎么说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务院或者都察院需要什么，就像军务院里的参谋一样，平时这里进攻那里设埋伏无论说得再热闹也是假的，只有前线需要了你的计划才有价值。”

高攀龙问：“京里是这样，但地方上的监政官会不会因此通过辅政机构去干涉施政官施行政务呢？”

刘宗周想了想说：“无论是从上监政还是从旁辅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施政者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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