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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1页）

综上所述，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基本上是一次成功的、务实的会议。它进一步消除了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对上山下乡工作的影响，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方针，中止使用插队落户这一安置下乡知青的主导形式，改为举办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农场和工厂；同时在城市中广开门路，为扩大留城面、缩小下乡面创造条件。它宣布对广大插队知青，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给这部分青年带来了返城的希望。这次会议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成绩虽然作了过多的肯定，但它宣布缩小上山下乡的规模，并许诺“将来不搞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的观点，都给全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青年传递了上山下乡运动行将收场的明确信号。事实上，早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关于上山下乡政策要收的小道消息在知青中已不胫而走。会议期间，北京等城市均有下乡知青为要求返城、就业举行静坐、上访、请愿。因此，等不到会议文件贯彻落实，一个空前规模的知青返城风潮在各地拔地而起。

前奏（1）

第十三章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第十三章

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1978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下乡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中学毕业生被允许留在城市，等待升学和就业机会。国家为改变上山下乡做法所做出的努力，还使一批在农村插队落户多年的老知青终于返归城市，但是，当这些青年为自己的归宿庆幸不已的同时，大部分原先下放到农村的青年仍旧滞留在当地，他们继续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还比较困难，各大中城市无不受到沉重的就业压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近1000万下乡知青的返城和就业要求。结果，1979年前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把它称为“爆炸性的问题”。由于各地知青都把“返城”作为基本的诉求，所以这次席卷全国的风潮又被称为“知青返城风”。

一前奏

俗话说：“月晕知风，础润知雨”，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

迹象之一，知青病、困退人数激增。1978年春，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还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过本市知青的各省、区发出了关于商洽“病返”、“困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办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有关手续《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此通知下达后，立即在一些省、区的天津知青中掀起“病退返城风”。1978年5月哈尔滨市郊区插队的天津知识青年3300人，除了不在点的青年外，都填写了身体检查登记表，等待体检。其中香坊区已于4月1日体检了182人，除4人无病不能办理外，其余178人，均拟病返回津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1期，1978年5月20日。。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办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进连锁反应。该省爱辉、孙吴、逊克等县插队的上海知青也兴起病退风。如地处边疆的爱辉县，原有上海知青1800多人，在很短时间里就有500多人办了病返手续。其余的人如坐针毡，为活动“门路”大批返沪。不少青年点的食堂停办，鸡、猪卖光，无法维持正常生产。

1978年春，各地国营农场也拉开了病、困退返城风的序幕。特别是内蒙古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掌握病退、困退特别松”，有求必应，以致引起动员城市的不满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978年3月17日。。黑龙江国营农场给知青办病退，最初在人数上限制很严，有的连队只发六张病退表。因为这是属于没有门路的平民子女的返城之路，竞逐者自然很多。有关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层层设卡，许多知青碰壁之余只好“望洋兴叹”。一些阻挠知青返城的干部因此激起民愤，有的受到意想不到的报复。《红楼梦》有诗云：“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寻找各自门。”有门的早就想方设法参军、招工、上学，远走高飞，没门的只能寄希望于病退、困退。　。。

前奏（2）

1978年下半年，在辽阔的黑龙江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办理“病退”手续，已形成疯狂的高潮。数不清的知青拥挤在各级医院里，跟医生软缠硬磨，涕泪交加，逼着要诊断书。不少医生根据“上供”（贿赂）的多少和私人关系的深浅，决定是否开诊断。知青把“病退”说成是“路退”。谁有路谁回家，谁有本事谁就能开出有病的诊断。最“有路”的多是干部。军川农场某知青在信中说：各连有路子的知青拿出早已准备妥当的诊断书，经场医院象征性的统一体检，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仅机关知青中就有23名（全部为党员）申请病退，并全部填了表。据说这些交际甚广、路道极粗的人们，有些在报名当天上午还没有病历和病史，下午竟奇迹般地开出了诊断书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

“病退”犹如山洪暴发一般来势凶猛，严重影响到知青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许多知青精神恍惚，整天像苍蝇一样乱碰乱撞。有的用自己几年节衣缩食的积蓄送人情，贿赂医生和干部。没有路子、连礼物都送不上去的青年紧锁双眉，长吁短叹。

办“病退”必须长期凑“病历”，大量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到医院看“病”，然后以“病人”自居，变成了长期性和间断性“病号”，不出工，不上班，整天凑在宿舍里打牌、算命、小会餐、睡大觉，上班的寥寥无几。当年的生力军很快被“家属大军”所代替。当然，青年也自有难处，如果每天上班，就会被医生判断为无病，开不出诊断，病退也就办不成了。

一些知青为了捞到医生的病退诊断书不择手段：有的买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胃里吞铅块、往血管里注柴油。有的有意吃过敏药，吃过量药物，制造高血压、过敏症和心脏病的假象。有的青年吃麻黄素吃得吐血，昏迷事件层出不穷。有的人假病真做，造成终身悲剧。以下是几件骇人听闻的真事：某知青假冒胃溃疡，用尼龙线拴着粗糙的铅片，吞入胃里，将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医生通过X光机看到，这位挺胸站在机器前面的青年，胃竟烂掉了4／5！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忙叫来另几位医生会诊。显示在X光屏上的仍是清晰可辨的铅影。医生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悄悄地询问青年：“你告诉我，你究竟吃了什么？说实话，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血淋淋的铅块。医生难过得流下眼泪。他说：“假如线一断，你就没命了！”

有一位知青已婚，见到同时下乡的同学纷纷返城，实在忍不住了，便跟爱人吵架离婚；批准离婚后，他叫爱人用木棍猛击后背，打成脊椎板裂，到医院说是自己摔坏的，要求病退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友谊农场一对夫妻为办病退诊断，男知青让爱人把自己打伤，结果不慎失手打成腰肌劳损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6期，1978年11月28日。。

越到后来，“病退”条件越宽。无论是弱不禁风、重病缠身的，还是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都把病退当作最便捷、最省力的返城之路。最后，有的病退申请材料里连诊断书都没有。有的诊断书则乱填病名，如有一名男青年诊断患“宫血病”（妇女病），有的诊断患“风湿性肝炎”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4期，1978年11月26日。。　txt小说上传分享

前奏（3）

病、困退风愈演愈烈，除了国家放宽政策这个基本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许多地方知青办、医院的工作人员同情下乡青年的遭遇，置有关病退的条文于不顾，为他们返城提供各种便利。一些农村社队和国营农场本来就不欢迎知识青年，遇到青年申请办理病、困退手续，正中下怀，乐得顺水推舟。有些农场干部认为，下乡青年劳动不及农民，每年还要开支探亲路费，经济上不合算。精简一些下乡青年，吸收一些本地农民，是扭亏增盈的有效措施，所以积极放任知青办病、困退。此外，一些地方不正之风盛行，贿赂公行，所谓“送大礼办大事，送小礼办小事，不送礼不办事”，给“无病###”的知青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背景下，病、困返城的知青人数猛增，大大超过实际符合条件的人数，是很自然的。

迹象之二，兴起退职、退学风。

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为数可观的知青陆续上调到当地的工矿企业、商业财贸、政府机关，捧起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未能回到父母身边，这当然是个很大的缺憾，但是与众多依旧“头枕黄土背朝天”，为着每天几角钱的收入，在田间胼手胝足、流汗受累的“插友”们比，何尝不感到庆幸？不过，人们心中衡量得失的天平，总是随着世事流迁而移动的，当大返城悄然兴起时，一些在职、在学的青年眼瞅着昔日的同伴蜂拥回城市，心理上的失衡也在加剧。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向有关部门提出退职、退学、恢复知青身份的申请。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重操锄把当农民，而是为获取返城资格预作铺垫。

1978年下半年，上海、天津、浙江、陕西等省、市知青办相继反映，跨省下乡到黑龙江、陕西、内蒙古等省、区的知识青年，已经在当地通过招工、招生进了厂矿企业、学校的，其中有一部分最近突击办理退职、退学，将户粮关系转入当地生产队，重新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要求病退、困退回动员城市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通知》，1979年1月8日。。这股风一经露头，来势甚猛，迅速波及各地。它不仅影响到各地职工队伍、学生队伍的稳定，还加重了大城市的就业包袱。于是，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三令五申禁止，并宣布：对于已经提拔为脱产干部和成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已不属于下乡知识青年范围，不应采取退职的办法再通过知青部门搞病、困退。对于已经复职的，有关部门要允许他们复职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通知》，1979年1月8日；###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关于准许退职回城青年回原单位复工的通知》，1979年4月30日。。

迹象之三，已婚知青请愿不断。

1978年，全国已婚知青已达85万人，以女性居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部分知青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大，最难安置。他们自知已落到社会底层，前景黯淡，也就不再存什么顾忌，往往带头请愿、闹事。最早的集体请愿活动发生在辽宁省抚顺市。这年4月，一批批已婚知青轮番到市委上访，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不久市委作出决定，凡下乡结婚的、受###而离婚的、婚后一方死亡或判刑的，均可办理回城。该决定使抚顺市已婚知青皆大欢喜，但同时也为其他城市的已婚知青提供了攀比的口实。沈阳、鞍山等市已婚知青的上访人数因此突增。他们大批进入省委大院，静坐请愿。要求在招工时与未婚青年一视同仁。一些知青打出“结婚无罪，抽调有理”，“我们要工作”的标语牌，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7月2日，旅大市近千名已婚知青和家长集体到市信访处上访，要求安排工作。这次请愿在插队知青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2月10日又酿成更大规模的###活动《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96、301、305页。。“###”期间，辽宁是极左派苦心经营的省份，上山下乡工作也最有成绩。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辽宁省的下乡知青人数高居榜首，达201万人。在“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口号的煽惑下，10万名以上的知青在农村结了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样一来，就为日后知青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很大麻烦。已婚知青屡屡闹事，只是诸多麻烦的一个片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前奏（4）

1979年春，各地已婚知青纷纷要求返城，与农民结婚的青年也离心似箭。有的地方对跨省插队的已婚青年未及时作出安排，加剧了他们的不满。有的知青干脆离婚，或者弃家返城不归。有的农民写信给知青办，要求“还我老婆”。还有的地方为此发生自杀、凶杀案件。

上海市几百名已婚知青###请愿，其中102人在知青办门前绝食4天，并组成“请愿团”，到北京上访。在下乡知青中，已婚知青的重新安置问题尤为棘手，因此，这部分人的请愿活动发起早，结束迟，与“返城风”相伴始终。

迹象之四，大批下乡知识青年倒流城镇。

这种现象的屡禁不止，除了证明广大知识青年人心涣散，已不事生产外，还集中反映了农民对上山下乡做法的不满。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不乏人多地少的去处，在这些地方，陡然增加了社队负担，减少了农民收入；在举办知青场队出地方，挤占农民土地也是常事，于是引起农民的不满。“###”中，因有“各地农村的同志们应当欢迎他们去”的语录高悬在上，不满情绪只能尽量压抑，至多通过一些隐讳方式宣泄出来。如农村中屡见不鲜的克扣知青安置费、压低知青工分和口粮标准、对知青工作放任自流等等现象背后，往往有这类情绪在起作用。

在清算极左路线过程中，农民头上没有了“紧箍咒”，不满情绪便无拘无束地喷发出来。不少地方的农村干部公开拒绝接收下乡知青。有的明确表示：“现在贯彻湘乡经验，减轻农民负担。而知识青年来了，使我们耕地减少了，奖售粮少卖了，收入降低了，负担加重了，我们再不能接青年了。”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3期，1978年9月15日。许多地方的社队希望知青早走快走，尽快卸掉包袱。社队干部说：过去当政治任务不接不行，现在得算算经济账了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1979年4月12日。。特别是农村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发生变化后，各地实行包工到组、五定一奖，农民在划分作业组时都不愿意要知青。于是当知青争先恐后涌回城市时，在农村又普遍出现了用各种手段“撵”、“挤”知青的现象。

1978年秋，辽宁省农村一些社队开始以种种“理由”不给下乡知青分配农活，用放长假办法将他们撵回城，此举使30多万名插队知青（占当时全省在乡知青的1／3）倒流城市，并有继续发展势头。10月27日，辽宁省委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立即劝阻下乡知青“放假”回城》的电话通知。通知指出，大批青年回城，既影响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影响今年城镇青年下乡工作，也增加了家长负担，增加了不安定因素。要求各级党委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劝阻，并把已回城的青年动员回农村《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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