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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世间事，从大起到大落，易；从大落到大起，难。同样是平凡人的李宁，由易而难，在商业上再次点燃冲天烈焰。

1982年，一部日本电影《血疑》，让本是中国后裔的日本影星山口百惠走上神坛，满大街“幸子衫”，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商人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同年，20岁的李宁在第6届萨格勒布体操世界杯赛上，一人独得全能、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单杠6块金牌，创下国际体操史上的奇迹。第一个体育明星就此诞生。不过李宁“名人效应”的能量，要在十几年之后才发挥出来。

1982年，奥运会领奖台上意气风发的李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9）

改革开放之初，体育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含义，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现形象的重要舞台。春节，影院中放映的是，展现上一年女排在世界杯排球赛上艰难夺冠的纪录片《拼搏》。1月20日，北京一场文艺界和体育界的新春联谊会上，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应邀参加。而到场的文艺明星纷纷表示要发扬女排的拼搏精神。与郎平同坐一桌的刘晓庆说：“女排打开世界冠军大门的关键在于她们具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学习，我想今后在表演上要从纵横两个方面要求自己，要创造各种类型的人物。”演员沈丹萍说：“在拍摄上一部电影时，暴露了我很多弱点，娇气、软弱、缺乏信心。今后我要学习女排运动员那种刻苦练好基本功的毅力。”

在那种环境下，李宁成为公众偶像是必然。但他后来成为商业领袖则是偶然。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体操赛场，带着叱咤体坛十数年，赢得百多枚金牌的荣誉，李宁轻松地走向赛场。中国人期盼着，“王子”将神话继续。然而，掌声中，25岁的李宁从吊环上摔了下来。那一刻，时间为之凝固。

丰碑，顷刻崩塌；偶像，忽然死亡。全国各地发来的谴责信堆满传达室，甚至有死亡的威胁。退役，是李宁唯一的选择。退役后，李宁没有顺理成章地进入体制内。他放弃了进大学、出国任教、当官员的机会，接受李经纬“出任健力宝集团总经理特别助理的邀请，”完成了人生又一次不可思议的跨越。

年初的暴风骤雨，让很多个体户“草木皆兵”；下半年的和风细雨，则又给了很多个体户发芽的土壤和成长的欣喜。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9月举行。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

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对于这样的表述，即使在今天，大家也将其意义限定在为私营经济定性上。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一种宏大的话语，可以被缩小成一种商业上的合作模式：借着新政策的利好，高德康的山泾村服装厂，在这一年正式成为上海一家国营服装厂的联营单位。

80年代，上海货走红全中国。“上海制造”成为时代流行语，任何产品只要贴上“上海制造”无一例外地会成为抢手货。上海有一家拥有“圣诞老人”品牌的服装企业因产品供不应求，希望找合作单位帮助扩大产量。当时，高德康每周都要骑着他破旧的自行车往返200多公里，奔波于常熟和上海之间联系业务。

一条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高德康以每小时十多公里的速度“狂奔”，来回十六个小时。渴了，喝凉水；饿了，啃干粮。当他得知国营服装厂信息后，立即带着样品，直接上门洽谈业务。国营服装厂检验员打量着高德康带来的样品，没挑出一点毛病，这才稍稍放心，给了他800件服装加工订单试试，生产期限七天。

高德康连夜赶回山泾服装厂。订单只有800件服装，但对高德康人数不多的小厂来说，绝对是个艰巨的任务。熬夜通宵、废寝忘食，又是一次与意志力的抗衡，终于在最后一天，800件服装按时完工。样品送到后，国营服装厂检验人员看了赞不绝口。从此，“圣诞老人”送给了高德康一件礼物。他可以在自己的乡村厂房里每天生产出数十件“上海制造”的“圣诞老人”棉袄罩衣，每件挣加工费6元钱，月收入上万。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10）

钱赚到手，高德康第一件事就是给山泾服装厂艰苦创业的位员工，每人配备了辆二手自行车，从此员工们不再是“步行军”。高德康增车事件轰动了白茆镇，很长时间都被人们津津乐道。

还是在9月，国务院放开160种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0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推广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在地理既不便利，又无资源优势的浙江中部山区义乌，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即使当时的环境是经济整顿、“打击投机倒把”，义乌还是提出了至今仍被当作信条的“兴商建县（市）”口号。

今天的义乌是“波浪鼓”里摇出来的。囿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义乌人用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鸡毛换糖”这种原始传统的商业活动维持生计，追逐发家致富的梦想。1982年，一位叫谢高华的政府官员，从衢县调任义乌县委书记，时年56岁。正是在他短短三年的执政时期内，义乌发展成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通过民间流传的版本，谢高华做出“兴商建县”的决策，似乎与一个叫做冯爱倩的农妇有关。

原本城市户口的冯爱倩在60年代迁到农村。她见证了义乌穷困的过去，“农历十月，义乌人就挑担走街穿巷，一头是红糖，一头针头线脑，各地都去换鸡毛，换回鸡毛，卖给供销社换钱。”冯爱倩从1980年做小买卖，每个月农历初一、初四、初七赶集，其他日子在义乌城摆摊。

露天摆摊，按政策，是要“割掉”的。冯爱倩因此在摆摊时常遭受驱赶和罚款。作为全家生计的主要来源，摆摊的艰难让她很恼火。1982年5月的一天，冯爱倩跨着货篮子直闯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为什么老是赶我们？我没工作，不摆摊我吃什么？”谢高华态度诚恳地解释国家的政策，冯爱倩却不以为然。她不明白的是，自己没工作，做点小买卖，为何要被赶来赶去，还要罚款。两人的谈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谢高华说了两句话，“我理解你，同意你摆摊；二我会告诉有关部门，不来赶你。”

谁也不会想到，一位义乌农妇与刚到任的县委书记的一次“争吵”，无意间促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的诞生。谢高华冷静下来，认真思索冯爱倩的话：开放市场对解决人们的生活出路有所助益，但国家的政策却不允许。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集贸市场到底应不应该开放？

雷厉风行的谢高华派了工作组，组织干部对当时只有3平方公里大的县城摆摊者进行查访。结果表明，就地摆摊“是老百姓为了生存找出路，是一个好现象”。经过大量调查，义乌县委做出决定：开放位于义乌湖清门的小商品市场。在此基础上，义乌县委、县政府一号《通告》随之出台：“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县委还出资在县城稠城镇的朱店街两侧搭起上可遮雨、下可摆摊的简陋市场设施，也即为人们所熟知的“草帽市场”。谢高华用自己政治生命来赌义乌民众的未来。

值得庆幸的是，决策受到了上级领导支持。金华地委和义乌县委共同做出“关掉红灯开绿灯”的决策，全力支持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地委书记厉德馨亲自指示金华报（现金华日报）为义乌建设小商品市场创造舆论条件。金华报以《生活里的一条彩色河流——记义乌小商品市场》为题，采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率先在全国报道了义乌小商品市场。随后，省政府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沈祖伦也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对义乌兴商建县发展经济的模式明确表示支持。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11）

就这样，尽管只有700多个摊位，但义乌小商品市场在谢高华等人支持下诞生了。20多年过去，如今的义乌成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2007年成交额突破300亿元，连续17年蝉联全国工业品市场桂冠，成为全球小商品价格的指向标，并在连接中东和中国两大经济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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