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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网友：您在新的戏曲创作方面有什么计划吗？

余秋雨　：　我会给我的妻子马兰帮忙，在她演出的时候我会投入我的努力。我的努力当然我不会自己参加演出，我只会在文字上做一些努力。但是这个努力不见得是人们所想象一个新的剧本，不是这样，我们整体演出方式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是一个戏剧学者，这方面说起来话长，就不能做专业讨论了，我在这方面大概还是会为她做一些事。

网友：当代的中国文坛您最欣赏或者最推崇是哪一位？

网友：您在散文这个领域，中国您认为还有比您更好的作家吗？

余秋雨　：　这个我比较尴尬，我很少看这些作品，原因很简单，我始终在路上，我不太看书，我看古籍，当代出的书我看的真是很少，原因是我始终在路上走来走去，不太能够拿到这些书，也不太有时间看，这一点非常抱歉。

但是文坛上有很多值得我佩服的作家，这个名单开出来就太长了，我个人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文坛上，比如像贾平凹，台湾像于光中，包括金庸老先生、琼瑶都是我很好的朋友，这些朋友我们在一起很少讨论文学，就是觉得他们人特别好，完全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温馨的相处，不仅不讨论文学，更不会讲到文坛什么事，所以我缺少前后左右对比的基础，不太关注。

我对于刚刚学写作的年轻人建议，这个建议是你应该努力学习周围人一些优点，但是努力不要进入前后对比，一进入对比就进入一个异己化的坐标，你要从众了，看看人家怎么样，他这么写，我能不能这么写？有一点小的启发开始是可以的，后来不能这样。

其实只要真诚的来表述自己的生命感受，表述自己和文化的关系就可以了，我相信前后左右的对比太多，这是中国不仅是文坛，也是人生劳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老在前后左右对比着。

我提倡记忆文学就是，要恢复一个人个人记忆的权力，以前我们中国人经常是生活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看人家对我怎么看，往往是这样的。那么你呢？你的记忆好像是不可信的。

所以我们出现这样情景，在文革当中，我们说这个走资派有多少问题，那个走资派有多少问题，从来没听到他本人说什么，你本人怎么叙述的呢？我们甚至于说到国家主席是叛徒、特务，他本人，刘少奇先生自己怎么说的？我们都没听到过，这很不好，这个阶段应该结束。

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了，特别关注人家对我怎么看，我们要唤醒自己的记忆，我们的人生经历真正可信的是我的感觉，比如我的年轻时代，我当时想，别人对我的看法其实现在看起来都是不可能准确，理由是事实证明我对爸爸看法也不准确的，爸爸去世以后我看到他的文稿，发现我对爸爸还是不了解。爸爸是我一直接触的，他的检讨书都是我写的，我太应该了解他了，可我还是不了解了。更何况我了解一个同单位的人，那更肤浅了。

所以我更不会在乎别人对我的一个印象，或者你有什么问题，这种可能性太奇怪了。在当时情况下我不太跟别人讲话的，因为我很怕人家知道我家里爸爸被打倒，我很怕人家知道我口袋里没有钱，没有饭票，不能吃饭。所以不和人交往的走来走去的年轻人，人家对我的观察一定是浮面的。

这些被调查的人一个有一个特点，他们没有人知道我家里的大灾难，没有人知道我家里大灾难怎么了解我？因为我是灾难中的大儿子。所以别人的话其实都不重要，如果我是一个单位的领导，群众对我的反映有点重要；如果我不是单位领导的话，我的记忆是最重要的，我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我真正感受过的东西。

网友：今天看到您在这作聊天，发现您心态特别好，而且非常平和。面对这么多的攻击，您任何保持良好的心态？

余秋雨　：　保持心态有几点：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即使攻击你的人，你也应该感觉到和我们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同时生活在国度，非常不容易的机会，因缘相遇，他们对你投入了关注，不管正面还是负面，其实是生命对生命一种吸引。

你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觉得整个事情没有大家想象那么气愤和严重，他们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文化人提出了一些疑问罢了，是这样。那么这些疑问有的是你回答不了的，有的是你能回答得了的，这也不要感到很困惑。因为人世间真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明白的，他能够还给你公正，这个公正也最多还给你一半，比如昨天的奥运会上花剑那个裁判已经被处罚了，但是他错判的东西还是按错判来，你心态一定要平和。

如果和我们年轻时候灾难时期相比，我们现在处境好得多了。尽管表面上铺天盖地，但是几乎没有人剥夺你快乐的自由，没有人剥夺你生活的自由，没有人剥夺你思维天马行空的自由，这是一个好时代，和那个时代相比是一个好时代。

尽管我刚才也讲到担忧，文化指责机制和建设机制是失衡，这是一个问题。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时代。

我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爸爸一直不告诉我打他的造反派头头的名字，后来这个造反派头头在甘肃给我写一封信，说余秋雨教授，我是你的读者，我很对不起你。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爸爸不告诉他的名字给我们，是因为他的后代不要把仇恨记下去，于是使我平静的写作，使有很多读者，包括甘肃高原上的这名读者，我是这样写的。这样写的意思是，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有太多的仇恨。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激发我们仇恨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激发仇恨的机会，把他由于自己的人格力量，把它的变成平和的方式，让仇恨不再变成仇恨，这样的话会好一点。我这十年来对我自己比较多，这六年来更多了，看上去很躲闪，人家骂你最厉害的时候你又到外面去考察了，很躲闪。

但是我相信最后这些朋友也会有感悟，被你们讲了那么多年那个人，从来没有还过口，从来没有辩解过，只是这本书里讲了几句，而且从来没有指名道姓说过他们，年岁也比较不小，不得再做事。这点我相信他们慢慢领悟，现在不领悟不要紧，迟早会领悟。

当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对自己开始非常重的指责进行检讨的时候，我也没有在乎，那么我相信我还是用这种方式一直处理下去。

不断地享受生活的美好，其实大家知道在报纸上看到的意见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我会遇到更多更多安慰我，或者鼓励我的人，而安慰我、鼓励我的人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其实我这个人由于从灾难中走来，就不太需要安慰和鼓励，我自己对自己的安慰挺好，自己对自己鼓励劲头就特别大。所以问题不大，在我身上问题不大，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我是赌气离开文坛，完全不是。了解我的人都是这样，余秋雨从来不会这么做，我努力的向我爸爸学习，把有可能变成仇恨一些东西让它变成爱。

主持人　：　有些人从您的书里挑一些错误，把它出成书，于是说您不是严谨的学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余秋雨　：　其实任何指出我书中错误的人我都是感谢的，因为每本书，我的书知识范围涉及比较广，你很难不出错误。其实每本书上无论序言、后记往往有后话，希望大家指正。我现在给每一个读者签字的时候，都希望他指正，真有人指正的时候是求之不得，这完全不成问题的，而且还需要读者继续指正。我为什么要整理我的旧著，就是改变不妥当的观点。

但是我又不希望像这样很正常的事情，又变成暴风骤雨般的媒体炒作，这我很不喜欢。比如有一位先生，突然有一天起来，中国几百家报纸都在说余秋雨有多少错误的时候，我如果出来辩解或者我出来掺参进去那就不好了，这就出现比较好笑的事情，不是指责错误不对，读这个报纸的亿万民众没有办法来判断其中是非。你知道唐代这个字的用法，你把事情推演的方式和规模，和事情本身产生巨大差距的时候，我大体上只能沉默了，当事情又回到了事情本体的时候，我们再慢慢讨论。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无锡的综合语文老师，退休的，他指出我《文化苦旅》里面有很多错字，我马上感谢他，我马上聘请他作为我《山居笔记》特约校对，他写过一篇文章说，在我接触当中，余秋雨是最愿意接受错误的人。我其实是很愿意的，但是问题是，如果突然变成一场类似于大批判的方式我就不愿意进入这么一个炒作了，进入这个炒作的话，我觉得又是让我回想起过去不好那些事件了，我想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另外关于严谨的问题，我的学术著作是严谨。但是我在旅行当中写的东西，我相信有一些有客观条件，有一些很难严谨。比如大家想我在写《千禧之旅》的时候，我到了那么多国家，其实我对他们历史和资料了解得很少，我虽然能读英文，当地给我提供的英文资料也非常少。所以我写出来很多东西是自己的感觉，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证，但是这个不要紧，我的感觉哪怕是有差错的感觉，也是能够代表一般的中国文化人容易产生的误解，这个本身就值得研究，为什么中国会对它产生误解，这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东西。所以我把它保留下来，以后有机会，如果有人说当年有一个中国学者去的时候，他是这样看的，他为什么这样看？因为他受中国影响太深，他误读了它们，这也可以。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坦诚，我在书序言上写过，因为我一路上没有看到任何资料，我也没有带任何这方面的书，我只能靠感觉。其实凤凰卫视女主持人也是这样，你说他们有多大学问？只是把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传达给大家，我们往往是这样。所以有一些文史上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平静来对待，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你认为有这个答案，我看了书以后我知道有六种答案，我采取是第五种，但是我是散文，我没有办法做这个注释，这一讨论就很开心了。

你不能说你只知道第一种就说余秋雨完全错了，我要把六种拿出来，在一般的大众报纸上，对一般读者不公平，让他们来决定这些非常古老又非常特殊的事情。

主持人　：　谢谢余老师，今天时间也超过了。我在这里透露一个消息，今天是余老师的生日，在这里我代表网友向余老师说一声余老师生日快乐。请余老师再跟网友说几句话。

余秋雨　：　刚才主持人透露这个消息，有很多网友从我的各种生平里面也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非常高兴以这样一个场合来过生日，和那么多关心我的网友们一起，你们虽然不在我的眼前，但是我都能够知道你们的内心，请大家相信我，新的一年，或者对我来说，新的一岁我会过得更快乐，我会过得更好。我一直会和你们在一起，尽管我不写书了，也一直和你们在一起，谢谢大家。

主持人　：　谢谢余老师。谢谢各位网友。

旧屋与旗袍（1）

旧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将近十岁离开的屋子，地处浙江慈溪桥头镇车头村一个叫高地地的宅落里。从我出生到离开，桥头镇都属余姚县，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划入慈溪的。　　旧屋所在，是地道的农村，惟一的热闹去处是一华里之外的桥头镇，但那只是一截临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桥，几家小小的店铺，每天清晨有一点买卖农产品的集市，走几步就完了。　　越是无处可去，屋子对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独立的，是一排长楼中的一户。这排长楼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时早已破旧。长楼朝南，分七个单元，东边三个，西边三个，中间一个是公共活动场所，叫“堂前”，我想最早应该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紧挨“堂前”的西边第一家，进出的门户要通过“堂前”。从格局看，应该是这排楼中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估计在建楼之初，我家祖先属于长子、大房。　　从“堂前”进门便是“前间”，中间摆了一张八仙桌。一看便知，这是我家待客、供香、摆酒、祭祖的礼仪场所，尽管在我记忆中，它是那样的狭窄和简陋。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旧屋与旗袍（2）

在全村，这间屋子最热闹，夜间经常坐满了人。因此，在西墙前面排着很多长凳，来人多了，就把长凳拉开搁在四周。一条长凳上挤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着很多人。从后面看去，这些坐着、站着的人都黑森森的看不清面目，又都显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个小油碟，上面斜搁着一根灯草，火苗像一粒拉长了的黄豆，一抖一抖。火苗映着一个短发女子的脸，她才二十出头，眸子安静，脸带羞涩，正在埋头书写。她，就是我妈妈。　　妈妈是全村惟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都要给全村乡亲读信、写信、记账、算账。　　村民不管隐私不隐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的消遣。我相信，从小习惯了上海思维的妈妈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诵读一家私信，一开始一定很不习惯。她会用眼色询问上门来求她读信的那个妇人，要不要请别人离开一下。　　那位妇人一定不会理解妈妈的眼色，妈妈这才慌忙看一下四周，开始移过信纸。读信时，妈妈会把声音尽量放轻，但她发现，越轻，凑过来的脑袋就越多，而他们口中吐出的劣质烟气也越是呛人。时间一长，她也就放开了声音。  ＇返回目录＇  

旧屋与旗袍（3）

妈妈嫁到这个村子的时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很合身，但对高地地的人来说，却是奇装异服。　　结婚那天下轿，穿的是织锦缎旗袍，酒红色中盘旋着宝蓝色，让村里人眼前一亮。但村里人更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而且，乡下人历来把大户人家小姐的嫁妆看成又高又远的事，即使从眼前擦过，也只当戏文传奇，不会用寻常目光评判。美丽的婚服穿过一次也就压到箱底去了，没有机会再穿，成了一个缥缈而匆忙的回忆。　　但是第二天，村里人奇怪了，新娘子还是穿着旗袍，只不过换成阴丹士林的，一色正蓝，与织锦缎那件一样合身。更奇怪的是，她居然穿着这身旗袍拎着篮子到河边淘米、洗菜去了。　　在妈妈看来，阴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这身旗袍的颜色比村里其他女人的服装都要单一，而且料子也极普通。　　妈妈出门很少，但不管走到哪里，稍一回身，总能看到窗口、门边星星点点注视的目光。她以为是乡亲们对新人好奇，便红脸低头，用微笑打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烦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祖母也来自上海，当然看不出妈妈的旗袍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这个儿媳妇处处让她顺眼。直到有一天，祖父的堂弟余孝宏先生对妈妈说了一句话，才传达出了一个村庄对一种服装的嘀咕。　　孝宏爷爷坐在草垛边的石墩上，叫了一声妈妈的小名。这小名，是他从祖母的呼叫声中听来的，他与祖母同辈，这么叫很合适。　　妈妈停步，恭敬地等他说话。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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