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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尽管晕，我仍然觉得能说些不累人的话挺幸福的。相比之下，我现在接受的大部分采访开头都是：“于丹老师，请您谈一下对本世纪国学复兴的看法……”我自己在学院给本科生开的一门课叫《电视新闻采编》，我决定采访学那一段儿央求老封去讲讲。

再后来，我拿到了这本集结成册的《总编访谈录》，这里面人物的跨度更让我晕：论年龄，上到1932年生人的期刊泰斗张伯海先生，下至1981年出生的网络掌门人李想；论国界，从给中国年年攒“百富榜”的英国人胡润，到专门投资中国艺术品收藏的比利时人尤伦斯；论身份，从中化集团总经理任建新、BOB首席运营官马国力，到传说中的“股神”林园；论话题，从吴思教授谈历史“潜规则”到洪晃、郑沛芳“南辕北辙　　谈情说爱”……

终于我从酣畅淋漓剧晕剧晕的状态里冷静下来，甚至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些天上地下各路神仙大腕都在老封面前呈现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有些元素隐匿在性情中，有些故事深藏在生命里，而在老封面前，很多社会性的符号剥落了，一份朴素天真的本性坦陈出来，望着他那双似眯非眯的眼睛，像一片干松暖和的阳光，不灿烂，不灼热，就是舒服安静而已。聊完了一回头，蓦然看见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知道的自己。

举重若轻是种大境界，很轻盈地把重活儿干了，不累，挺好。这时候看见的自己，往往是那个最简单最本真的人，婴儿赤子，欢欣烂漫。很多采访者问过我：“你是个传媒研究者还是古典文化传播者？你是个学术明星还是个大学教师……”林林总总，眼花缭乱，有点儿无从说起。面对老封，我说：“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

后来，这句话他用作访谈的标题。

那期杂志寄到我们家的时候，把我妈吓了一大跳，因为杂志封面右上角赫然写着“为于丹###”，像我妈这种经历过“反右”和“###”的人，见着这个字眼就像被烫了一下似的，一叠声问我：“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好好的###什么呐？！”后来看看正文，我妈没对老封产生太大成见，但显然对我很不满意，觉得这是我所有访谈中最不思进取的一个，我妈忿忿地说：“怎么连给孩子喂奶都说上了？也没谈文化也没谈学术，这还叫‘###’啊？越平越反！”

老妈的话提醒了我，看见自己，最难的还是看见自己的反面。那些生命中隐秘的欢喜和忧伤，那些曾经的脆弱和苍凉，那些水银泻地叮咚作响的人性与率真，那些相关于灵魂而无关乎世界的色彩和音响……

这一册《总编访谈录》，让很多人透过老封的眼睛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反面。

私底下我叫老封“新城兄”，约他最多的一句话是“喝酒去啊？”

他的回答都一样：“那是一定的！”

我们喝过了北京、广州、长沙，下一场酒一帮人约在云南，无关讲课，无关约稿，彩云之南，浪掷流光，看千年茶马故事碰撞在觥筹之间，酝酿一些天地精神，大美不言。

我想，很多接受过老封访谈的人，都愿意和他喝酒。

（于丹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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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冕：兄弟，你总是有备而来

我很幸运得到一个封新城，是他，成就了《新周刊》。

说来话长。1993年我办了一张报纸——《晨报》。在广东电台工作的窦文涛带封新城来《晨报》炒更，文涛当编辑部主任，他当执行主编。我看他在报眉上为一些新闻事件做点评，精辟而点穴到位，看出来了他在我之上，人家是兰州大学高材生，还是一代诗人代表，且有多年做新闻的经历，是正规军，而我却只是个读满小学的人，土八路。

后来，文涛去了凤凰台，我觉得封新城这人很对路，说服他辞职过来当总编，这事对他来说可是人生的重大决定。将才难得，我只能添油加醋地给他描绘了杂志的灿烂未来，让他“上当”。谁知，他听也不听，“你是做梦的人，我做事的人，没别的吧？我干活去！”说完掉头就走。呵呵，话没好好说，闷葫芦一个。他就这么任何条件也不讲就上任了。

认准了，我搭台，戏就交由他去唱。从此，乐得我逍遥自在，想飞哪就飞哪。他却闷头守在家天天开会天天骂人。在《新周刊》待过的人都说他是“暴君”，没有一个没挨过他骂的，奇怪的是，挨骂的人却又恨他又爱他。也许是工作、家庭压力大，他在同事聚会时常喝大酒，醉得满地爬，我很是恼火：疯了，这人怎能这样？那时我可是滴酒不沾的。后来，看不顺眼，自己也喝起酒来，比他更疯，何止是满地爬呀！在《新周刊》，没醉过的人很少，一醉起来就没大没小的，人与人也没界线了，像家里人。莫名的，这也成就了《新周刊》的一种氛围，简单、纯洁，是非分明。

有时，他骂爽了连我也骂：老头你太没谱了，一点原则也不讲。哦，我可以吞下这口气，因为他说对了。我极少干涉他的工作，唯有一次，我看《新周刊》封面做得狗屎一般难看，就逮住机会丢下一句：“有没搞错呀，这样的活怎能拿出手呀！”说完，我把杂志狠狠摔下掉头走人。他气不过也走了，给我发一短信：老头，我不堪重负，休假了。我又于心不###，讨好他说：好吧，等你回来！十天后他还是回来了。这是他个人在《新周刊》12年最长的一次休假。他把心思与精力全交给《新周刊》了。

他对部下的严厉是人所共知的，靠骂，骂出一本刊物的新天地，无形中也建立了一本杂志的道德标准和专业态度。

有时，他向我抱怨，说命苦，这辈子给几个属蛇的缠住了：我、他老婆，还有我们的老板赵新先。我劝他：不是说蛇盘兔辈辈儿富吗？有啥可抱怨的嘛。封新城属兔的，比我小十岁，想不到他也找了个比他小十岁的何树青当接班人，我也希望他能超脱点，我们都会老去，会有干不动的一天，世界仍然是年轻人的。这也是《新周刊》对待人才的胸怀。

更没想到的是，近来这“闷葫芦”满脑主意，在谋划《新周刊》远景的同时，不声不响地弄了个“总编访谈录”，采访那些个社会精英。奇怪，他变了，每次饭酒间开始滔滔不绝喷话，口才大长，他兜售许多精彩的言论和观点，再也不是那些破碎的家长里短了，一口一个道理，突然你就觉得这人长高一大截，有了思想的高度。我纳闷了，心里嘀咕着：思想家都是像马恩列斯那样的大脑袋大胡须，而他不是，个头矮，小脑袋。他通过这种访谈汲取了许多社会精英的营养，与人对话，没有一定深度与高度话头往哪摆呀？看出来他是做足功夫的，就像他在《新周刊》创刊辞所写：为了办好一本杂志，我们有备而来。封新城的“总编访谈录”无疑给《新周刊》添了一道重头菜色。我没机会也搞不懂如何与那些有料的人对话，只能听他在饭桌上倒买倒卖，再就细读他的采访文章，等我在其他饭桌去喷话时，那己是三四道贩子了，即便是淘米的泔水，也不乏残留的营养呀！后来，我明白了，他是在重复那些思想与言论时，不断淘洗杂物，留下精华，也是活跃思维的演练，演讲的人需要看见听众反应的目光，我和同事们赞同他的演练，权当听众的目光。

封新城在一些重大的决策上让我拍板，说：你是老大，你决定。我情愿不做老大，老大是江湖的事；我宁愿做兄弟，兄弟是家里的事。

（孙冕　　《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封潇潇：我的总编老爸

听老爸说他要出书了，一开始还没什么特别感觉，就觉得挺搞笑的，到他让我帮他写序，我才真当回事了，又不好推，只能硬着头皮写。为什么会觉得搞笑呢？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老爸似乎成了小名人，当起了作者，还要出书了，像是受了刺激，一时反应不过来。

从来都觉得，我爸是个编辑挺光荣的。

说句老土的，我真觉得我爸挺牛的。虽然，他每次在我面前自夸的时候，我都会随便地“嗯”几下，但心中的敬佩之情，还是油然而生的。小时候觉得老爸很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那双“奸诈”的小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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