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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孙多慈同学放着小苹果不画，非要画我这只大苹果，大家看看，还真有些传神呢！只要同学们画得好，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无所谓。”

孙多慈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多少有些得意，而对胡衡一老师的深爱，也由此埋进心间。“在一女中学校，教师中对我期许最殷切者，为图画教师胡衡一先生。”直到晚年，在台湾每每向朋友回忆旧事，她依然如是说。

胡衡一冬天穿的那一身宽大长袍，质地非常好，是正宗的杭州绸缎，黑底子金色图案，远远看去，既洋气，又做派。他自己也非常得意，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炫耀，这样的衣服，在安庆女中，恐怕只有他胡衡一独一件。

在安庆，他们胡家是财大气粗的名门望族，绵延至今的百年老字号“胡玉美”，就是他们家祖传的制酱产业。“胡玉美”创立于道光十八年（1838），这之前，创始人胡兆祥与岳父曾先后在南庄岭、三步两桥开设“四美”与“玉美义”，但生意一直做不上去。后两家分营，其岳父在大南门药王庙对面另开“甘玉美”，胡兆祥挂出“胡玉美”招牌。相比之下，“胡玉美”跳出家族管理的小圈圈，放手让外姓行家经营酱园业务，短短几年就发展成规模，使老城酱园业胡、甘二姓之争，最终以“胡玉美”并购“甘玉美”而结束。“胡玉美”也因此奠定老城制酱业不可动摇的老大位置。“胡玉美”主要产品就是蚕豆酱，它的特点，简单概括就是色泽红润，豆瓣柔软，咸辣适中，可口开胃。说来简单，但在制作过程中，却凝聚了胡氏祖先无尽的智慧与才思。蚕豆酱是起源于四川，发展在安庆。能在安庆成功，并能上打武汉，下打南京，更在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川酱基础上，依据江南一带饮食习惯，弱化了其中的麻、辣、咸，又浇淋小磨麻油，增强了其香其鲜。制酱本身，从技术发展成为工艺，在赢得顾客的同时，也赢得了市场。

胡兆祥是胡衡一的曾祖父，在安庆，排在四世。经过五世、六世的共同努力，到第七世“怡怡堂”和“古欢堂”手中，胡氏酱业已经有很大的规模。但真正形成品牌效应，是在“古欢堂”七世胡子穆的手上。胡衡一是“怡怡堂”七世，与胡子穆共一个曾祖父。他对“胡玉美”的贡献，就是为“胡玉美”设计了商标。商标图案本色本土，取安庆东门外振风塔为原形，注册为“振风古塔”。商标设计出来，先用在瓦罐蚕豆酱的红色封口招牌纸上，之后又用到瓶装酱油的彩色瓶签和虾子腐乳的彩色包装纸上。这也是安庆最早注册的产品商标。胡衡一对学生们说：“我的这枚商标设计，不在于设计本身，而在于设计思路。想想看，安庆振风塔是万里长江第一塔，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誉，胡玉美蚕豆酱自然借它广为传播。当然，胡玉美蚕豆酱卖到哪里，也把振风塔的名气带到哪里。”

三、　家有变故（2）

胡衡一之子胡庆汉，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导演，著名的配音演员，法国影片《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黎圣母院》中的斐比斯，都是他的配音。

同样对孙多慈宠爱有加的，还有国文教师李则纲。

父亲孙传瑗对李则纲非常佩服，他说他的国文不怎么出众，但绝对是位有见解的历史学家，书教得活，能超越课本的局限，独抒己见，给学生以启示。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都按照远古、中古、近古分期，概念模糊，缺乏科学性。李则纲在讲课时，对这种模糊分类不以为然，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剖析文章，在权威杂志《教与学》上发表，引起安徽教育界的关注。李则纲是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后回安庆，分别在安庆女中和安庆高级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出任安徽省博物馆馆长。著作有《史学通论》、《安徽历史述要》、《中国文化史》等。

李则纲对孙多慈清新如水的文字极为推崇。每每读孙多慈的作文，总是半眯着眼睛，尤其读到他欣赏的句子，摇头晃脑，似乎陶醉于其中。李则纲是枞阳人，口音重，读到忘情处，孙多慈都不知道他在读什么东西。

受到老师鼓励，孙多慈转而对国文开始产生浓厚兴趣，尤其是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像什么《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几乎爱到如醉如痴地步。只要能找到，关到房间一看就是半天。父亲鼓励她，帮她四处去借，遇上周日，还带着她去谯楼后面的省立图书馆去找。

省立图书馆馆长吴季白，是安庆女中的创始人，跛着一条腿，慈眉善目，看到孙多慈来，总喜欢拍拍她的肩膀，“我是你的老校长啊，想看什么书，自己来就行了，老拖着你爸干什么？”

孙多慈后来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读到了郁达夫的《茫茫夜》，读着读着，就有一种困惑，作家笔下的安庆“城”，怎么一下子变得遥远而陌生了？就产生了疯狂的或“痴”或“醉”的想法：沿着作家的描写，去实地考察她生活的这座城市。

初冬一个暖洋洋的周日上午，将《创造》季刊夹在腋下，孙多慈就由大南门走出城外。

太阳悬在远处的江面上，泛着一些白色。在招商局码头附近，孙多慈翻着《茫茫夜》，认真地一家家寻找，她想看看到底哪家旅馆，是小说中主人公质夫夜间两三点钟乘船抵达安庆后，住的“一家同十八世纪的英国乡下的旅舍似的旅馆”。小说中，质夫第二天一早“就坐了一乘人力车上学校里去。沿了长江，过了一条店家还未起来的冷清的小街，质夫的人力车就折向北去”。从方向上判断，因为是“折向北”，那这条“冷清的小街”只能是东城口街。于是孙多慈也顺着新修的沿江马路走了过去。果然就感受到了小说中描写的景致：“车并着了一道城外的沟渠，在一条长堤上慢慢前进……”转脸东望，“以浓蓝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宝塔，把半规初出的太阳遮在那里。”而换一个方向，路的西边，“是一道古城，城外环绕的长沟，远近只有些起伏重叠的低冈和几排鹅黄疏淡的杨柳点缀在那里。”孙多慈十分兴奋。

沿着书中说的“一条长堤”往北去，路是顺着护城河蜿蜒的，不宽，勉强能行两三辆黄包车。护城河西是高高的城墙，远远能看见“孤立在那里的一排电杆的电线”。孙多慈看着就有些发呆，眼中的画面，或者前世，或者来生，非常熟悉，似乎早印在心中。多少年后，她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读书，才知道这实际是幅不用任何修饰就非常完美的油画构图。

徐悲鸿眼中的纯洁少女孙多慈。

再往前，就是主人公质夫任教的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了。此时学校正以全省契税收入七十二万元为基金，筹办安徽大学。因为父亲孙传瑗也参加了学校的筹办工作，还带自己到学校来过两次，因此孙多慈对这一带比较熟。顺着护城河堤向西，还是围着老城墙绕行，大概半个小时吧，就看到北门外的吊桥了。过吊桥，走北城口街，进集贤门，绕城走了大半天，这才又回到了城内。《茫茫夜》中，质夫本是想到城内去的，但“在城内又无熟人，又没有法子弄得到一张出城券”，所以就放弃了进城的念头。想到这个细节时，孙多慈正走在北门内正大街上，当时就生出一种后怕，如果天晚了，我也进不了城，那该怎么办？但看到沿街商铺红红绿绿的招牌，闻到从沿街饭店飘出的油香气，她的心又变得轻松了。这才是她能够真实感受并能坦然行于其中的“城”啊！

三、　家有变故（3）

孙多慈之所以一生都喜爱这座江滨小城，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一次绕“城”而行得来的印象。中年之后，每每和儿女忆及，言语中还淡淡有一种甜蜜。过了知天命之年，独自在台北的画室，秋风四起，寒露渐生，童年关于“城”的印象，也时不时会浮到眼前来。

变故起于1929年的初秋。

变故之前，没有任何征兆。那天中午，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在吃饭。孙多慈说她下午放学回来晚一点，要和同学李家应去华中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父亲当时停住筷子，望着她，温和地问：“哦？什么电影？又是哪位明星主演的？”

那一阶段，父亲特别忙，很少看到他在家里呆。孙多慈有些气，就硬硬地说：“你现在政务缠身，哪还有时间看电影！说了你也不会知道的，王汉伦的《女伶复仇记》，听说过吗？”

孙传瑗“呵呵”笑了，“说别人可能不知道，王汉伦我却十分熟悉，小时候我还抱过她呢。她的父亲彭名保，光绪年间是日新蚕桑公司经理，东门外的那一片桑园，都是他们公司种植的。她的真名叫彭琴士，字剑青。后来从艺，自己把名字改了，叫王汉伦。”又说，“彭名保早年任安庆电报局会办时，在黄甲山，还设计发明了一部电话机呢！”

孙多慈一双眼睛睁得多大。“不会吧？王汉伦是安庆人！她可是了不起，《女伶复仇记》是她自己出钱拍的，导演请的是卜万苍，高占非、费柏清、陆品娟、蔡楚生等演员，都在里面扮演角色。我们同学都说好看死了，特别惨！”

“去吧，去吧。记着早点回来！”孙传瑗话语中，充满对女儿的爱意。

确如女儿所说，1929年夏秋的孙传瑗，不仅忙，而且忙得不可开交。但再忙，他的心里也非常高兴，因为这一阶段，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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