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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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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特工和英国特工曾多次试图制作同样的窃听器，但却都是枉费心机，“金唇”的秘密技术无法破译。时至今日，苏联人的“金唇”仍旧陈列在美国中情局的博物馆内。

11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过招

1967年，尤里·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他对政治情报抱有相当大的期望，希望它们能为苏联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国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依据。上任后不久，他在致克格勃党员积极分子的报告中宣称，克格勃一定要有影响国际危机结局的能力，绝不能再次出现“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那种现象。

安德罗波夫命令，克格勃在三四个月内，就“主要对手”及其盟国现在和将来的政策准备一份报告呈交中央委员会。安德罗波夫认为目前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开展不力的主要原因是克格勃在美国缺少足够的优秀间谍。他强调，只有招募到真正优秀的间谍，克格勃才能得到真正的高级情报。

虽然安德罗波夫强化了他个人及克格勃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但是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未能实现。克格勃驻美情报站的PR线（政治情报处）并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期望。

1968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闹出了一场涉及站长、前国外情报局一处（北美洲事务处）处长尼古拉·潘捷列莫诺维奇·库列别亚金的丑闻。

当时，克格勃中心收到了一份来自纽约情报站内部人员对库列别亚金的控告材料。经调查证明，他进克格勃时提供的学历档案是伪造的。事实上他并没有完成在校教育，而且还逃避了兵役。这些都与他的档案材料不符。中心担心如果在华盛顿就揭穿他的罪行，库列别亚金可能会叛逃，于是就通知他说他已经被提升为国外情报局副局长，并要求他回苏联上任。但是他一到莫斯科就被克格勃开除了，而且还被开除了党籍。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政治情报处的表现比纽约站强得多。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两个主动上门者。1965年9月，罗伯特·利普卡——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一个20岁的军人——来到位于第16大街、与白宫仅几个街区之隔的苏联大使馆，声称他负责高度机密文件的粉碎工作。这让苏联方面兴奋不已。代号为“丹”的利普卡可能是自特德·霍尔——1944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参与曼哈顿计划时为苏联驻纽约情报站工作的19岁的克格勃间谍——之后，苏联在美国发展的最年轻的能接触到机密文件的间谍。利普卡的档案中提到，他很快就掌握了政治情报处传授的情报工作方法。在以后的两年里，通过死信箱以及与一位专案官员保持“一擦而过式”的快速接触和会面，他与情报站进行了约五十次联系。

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年轻的克格勃政治情报处的负责人，在自己狭窄的办公室里花了“不知多少时间”仔细审阅利普卡提供的大量资料，从中挑选出最重要的内容，并用电报发回莫斯科。然而利普卡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才向苏联人提供情报的。利普卡在找到苏联大使馆后的两年内总共得到了27000美元，但他仍然不满足，并多次威胁要终止与克格勃的联系，除非给他更多的报酬。

1967年，利普卡服役期满后离开了国家安全局到宾夕法尼亚的米勒斯维利大学上学，可能考虑到已经不能接触到情报，他再保持与苏联情报站的联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8月份他终止了与苏联情报站的联系。利普卡为了阻止克格勃再次与自己联系，在写给情报站的最后一封信里称自己是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双重间谍。但鉴于他提供的秘密文件的重要性，克格勃认为他肯定是在撒谎。至少在以后11年里，情报站和一些特工断断续续地试图恢复与他的联系，但是都没有成功。

利普卡停止间谍活动几个月后，华盛顿情报站又发展了另一个能够接触到真正情报的主动上门者。这是华盛顿情报站在冷战时期发展的最重要的主动上门者——约翰·安东尼·沃尔克，他是驻弗吉尼亚诺福克的大西洋总部潜艇部队司令部里负责通信工作的一名一级准尉。

196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他来到苏联大使馆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名海军军官。我想挣些钱，作为回报，我会给你们一些真东西。”虽然他的军衔不高，但是沃尔克可以接触到非常高级的情报，其中包括美国海军的密码设置。华盛顿情报站站长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索洛马京带着惊喜的心情检验了沃尔克提供的材料样品。浏览这些文件时索洛马京瞪大了眼睛道：“这正是我想要的。”后来他们一致认为沃尔克是个“一辈子只能遇上一次”的间谍。这些情报使苏联密码破译人员能够破译美国海军使用的密码，从而使苏联能够监视美国海军的行动，这使苏联在情报方面占据了很大优势。

沃尔克在1972年美军军官鉴定中还被其指挥官称为“绝对忠诚”和“具备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人。沃尔克发现，在大西洋总部潜艇部队司令部通信中心，用普通的照相机偷拍绝密文件和密码资料竟然如此轻而易举，以至于后来他说：“就连超级市场的安全措施都比海军的强。”他发展了几个下线并组成了自己的谍报网。被他发展的人包括：他的战友杰里·惠特沃思、他自己的儿子和哥哥。对于苏联人来说，利普卡和沃尔克这两个案子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揭露出“美国一些绝密单位里的安全措施仍然非常松懈，其麻痹大意的程度甚至令人难以置信。”

绝大多数的主动上门者并不像沃尔克和利普卡这样直率。20世纪70年代，克格勃设立在苏联驻外使领馆内的公开情报站，特别是墨西哥情报站，不得不花费精力去对付越来越多的“摇摆”分子——实际上是受美国情报机关指挥、表面上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双重间谍。

在这其中，最成功的“摇摆”分子是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陆军基地的军士长，代号“马雷克”。1966年他来到苏联大使馆，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美军使用的电子设备方面的情报。1968年他被发展为苏联间谍，在以后8年里，他在墨西哥、西德、瑞士、日本和奥地利总共接触过26位专案官员。直到1976年5月，克格勃才从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菲利浦·阿吉（代号庞特）那里得知马雷克是个美国“摇摆”分子，他参与了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联合发起的秘密行动，而且阿吉本人也知道这次行动的内幕。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挑选一些机密文件提供给美国“摇摆”分子，以增加他们作为苏联间谍的可信度。大多数“摇摆”分子都是国防情报局挑选的，他们的工作是义务性的。虽然“摇摆”分子可以用来在发生冲突或危机时散布假情报，但他们也使得克格勃不得不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鉴别“摇摆”分子和真正自愿为苏联工作的间谍。

在整个冷战时期，华盛顿情报站都未能在美国联邦政府内招募到可以给它提供高级政治情报的间谍。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情报站却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间谍的情报来源。华盛顿情报站的鲍里斯·谢多夫（一个以《消息报》记者身份做掩护的政治情报处官员）与当时还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亨利·基辛格搭上了关系。

1968年身为尼克松竞选总统顾问的基辛格利用谢多夫向莫斯科解释说：尼克松树立的思想陈旧的冷战卫士的公众形象并不是真实的，尼克松本人愿意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尼克松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后，谢多夫转达了勃列日涅夫个人对他的祝贺以及愿意和尼克松一起改善美苏关系的愿望。在总统选举期间，长期担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容忍了谢多夫与基辛格的秘密接触。然而尼克松入主白宫、基辛格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后，他坚持自己来负责与基辛格的联络。

1973年基辛格成为美国国务卿后，多勃雷宁成为华盛顿唯—一个可以通过秘密地下停车场进入国务院的外国大使。而苏联驻华盛顿的其他情报人员则抱怨基辛格禁止下属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会见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这使他们无法发展自己在美国国务院里的关系并了解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谈判时的“真实想法”。在华盛顿任职的23年里（从1963年到1986年）多勃雷宁曾与一系列美国决策者进行过接触，其中包括肯尼迪时期的迪安·腊斯克，里根时期的乔治·舒尔茨。在这方面任何一位华盛顿情报站站长都无法与他相比。

克格勃下属的政治情报处在纽约的情报站也未能在美国政府内发展到“有价值”的间谍。然而联合国却是一个更容易接近的目标。联合国秘书处里有300多名苏联籍工作人员，其中许多是克格勃和总情报部的军官、间谍或新发展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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