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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上帝一说），但大多数都消亡了，只有儒教或者道教和佛教交替占主导地位，当然在这些不同的思想体系之间紧张和冲突也时有发生，有时可能是这种思想体系在一个时期占上风，有时可能是那种思想体系在一个时期占上风，甚至还会发生互相倾轧和争斗，乃至冲突和战争，但最终的结局却都是以达成一致意见，或以互相妥协和求同存异的方式使各种冲突得以解决。在这一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尽管各派之间屡屡产生错综复杂的矛盾，但最终都能化解，从而演变成为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个体也能体现出这种错综复杂的转变过程，当然这要视当时的地点、情况和环境而定。常常是儒家思想或者道家思想的元素在一个人身上交替体现，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一种一成不变的规定，人们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文字记载。为了生存人们可以忍辱负重，也就是说，外在表现得十分温良恭俭让，但在内心深处，却保持着孤傲的个性、不屈不挠的独立性。

我们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饭店。我又开始埋头于我的阅读之中。我开始学习有关中国唐朝伟大诗人韩愈的历史知识。韩愈是儒教的支持者，他抵制和反对来自外域的印度宗教——佛教思想，他撰写了大量的批判佛教的文章和激扬的诗篇并编成书籍。这位癫狂的伟大诗人之举激怒了当时支持佛教的皇帝，皇帝先判处韩愈死刑，在众多大臣的请命之下，他作出改判的决定，把韩愈流放到今属中国的广东地区，当时那一带鳄鱼遍布。

当我津津有味地继续阅读有关的历史时，突然，《中国青年报》社编辑派了一个人来找我，还带来了一位中国外贸部的先生，他转交给我一封来自华沙的信。这是一封我所供职的《青年旗帜报》编辑部的同事们写给我的信。信中写道：“因为我们编辑部反对政府取消《既然》这个栏目，党中央决定撤销我们整个编辑部，派三位政府官员接管我们报社的工作。因此，一部分记者被解雇，还有一部分人在犹豫观望。”在信中我的同事们问我，我有什么想法？

中央外贸部的先生走后，我没顾上多想，就对李同事说，我接到了国内的命令，让我急速回国。我现在得立即打道回府。我看到李同事的脸抽搐了几下。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一起到楼下的餐厅吃了晚饭。

离开中国时的心情与离开印度时一样，为此我感到很遗憾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是在有意逃离这个地方，因为我必须逃离这个地方。原因是，迄今为止，这个国度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崭新而又陌生的世界。但它正试图拉我进入它的轨道，并要完全吞噬我，它使我着迷，使我无法抵制它的诱惑。我心中似乎燃起了一把火，我渴望了解它，渴望把自己完全熔化和溶解在这个对我来说仍像是一个外星球的世界之中，并成为它的一员。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就是土生土长在这儿的人，我的生活就在这儿。我十分渴望立即学会中国的语言，能够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它的一切书籍，了解对我来说这块十分陌生的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这似乎是一种病态，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致命弱点，因为在这样想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文明历史是如此深邃、厚重、丰富、复杂而又呈多样性，即使我能弄懂一点皮毛，即使我可以做到一知半解，也需要耗费我毕生的精力。因为，这里的文化就像这里的建筑一样，有数不尽的房间、游廊、平台、屋瓴，进入它就像进入迂回曲折的迷宫一样，令人迷失其中。如果你走进其中的一间，你就会无法走出来，无法折回，没有回头路可走。要想成为一名印度学学者、中国学学者、*学学者或者希伯来学学者，必须是具有渊博知识的专家，对我来说，我已没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了。这个世界更能吸引我的是，让我去接触更多的新人新事，探寻新的道路，发现新的蓝天。其实最能诱惑我的还是跨越一下国境，探究一下国界的那边究竟能看到什么，这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要做的事。

我回到了华沙。我又开始懊悔我对中国的一无所知，我在中国期间的无所作为和我的孤独空虚。后来我了解到，当时派我去中国，是因为解冻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1956年发生的“十月事件”，第二件是毛主席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我到北京之后，在华沙和北京发生的事却又恰恰相反，哥穆尔卡发起了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而毛泽东在中国发起了令人发指的政治运动——“大跃进。”

实际上，我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我就应该回国，之所以我的报社没有招我回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惧怕这种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所以暂时忘记了我的存在。或许他们是为了我好，认为我在中国可以逃避这一运动。因此我想，《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也许早已收到了中国驻华沙大使馆的通报，告知他们，波兰《青年旗帜报》的记者是由该报正式派遣的记者，现在只是暂时挂在那儿，因为这家报纸正面临着撤销的问题，前途未卜，这只是时间问题，早晚会有下文。或许是中国人好客的传统，或许是中国人给人留面子的习惯，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更何况这里的人们天生讲究礼数，所以没有轰我走。其实他们可能早就希望，同时也给我提供条件和时间让我猜测，过去我们谈好的合作方式早已无效，让我主动提出来回国的要求。

清真寺塔尖上的一幕（1）

希罗多德与他同胞们的分歧，并不涉及到神灵的存在与否（如果世界上没有这些至高无上的神明的存在，我们的希腊人就不可想象），他们之间的分歧涉及到的是，谁先从谁那儿借用了神灵、诸神名字的来历和对神的想象。希腊人认为，希腊人的神是源自他们本土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源于他们的故土，但是希罗多德欲力图证明，所有的众神庙，至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希腊人从埃及那儿借来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希腊神庙的大部分是从埃及传来的这一观点，希罗多德找到了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论点：即时间（顺序、时间、重要程度等）的居前和时代的论点。换句话说，谁的文化更古老？希腊的还是埃及的？然后他马上回答道：

“海尔泰欧斯这位历史学家，曾有一次到过底比斯，结果发现，他在十六代之前和神曾有过血统关系。宙斯的祭司们对他所做的事和他们对我所做的事如出一辙，但我并没有回溯自己的身世。他们把我领到神殿中的一个巨大的内庭里，在那儿他们只给我看了诸神木雕像……总计有三百四十五尊像。”（我要对这一点做个解释，海尔泰欧斯是希腊人，但是神殿的雕像却都是埃及的，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是处于同时代的人。）

请大家再来看看，希罗多德是这样阐述他的观点的。我们希腊人的先祖仅仅可以追溯到十五代以前，而埃及人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三百四十五代以前，是谁从谁那儿引进了神，这显然已经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难道诸神不是我们从远远古老于我们的埃及人那儿借来的吗？与此同时，这也非常清楚地向我的同胞们表明，是历史时间的间隔把我们分成了两个民族。然后他又不厌其烦地详尽解释说：实际上，人类的三百代，就意味着一万年，因为人类的三代人就是一百年。他引用埃及祭司的话说，在这一时代，还未出现任何具有人形的新的神灵形象。为此，希罗多德最后断言说，我们认为的那些所谓是属于我们的诸神，其实在早于我们一万年前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如果我们认为，希罗多德言之有理，即不仅是希腊诸神，而且整个希腊文化（欧洲）都来自埃及（非洲）的话，从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点，即欧洲文化具有非欧洲根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两千五百年，但至今各方仍各执己见，其中包含了很多意识形态和感*彩）。

现在，在我们还没跨越危险的雷池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点：在希罗多德的世界里，是多种文化和多种文明并存的，而且这些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差异都十分明显；让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些事实，即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种文明之间虽互为冲突，但与此同时，在各种文明之间也存在着互为交流、互为借鉴、互为补充的内涵。此外，尽管在有些文明之间曾发生过冲突，而如今他们已经相互融合，当然，谁都不敢说，在这些已经相互融合了的文明之间明天是否还会发生新的冲突。总而言之，对希罗多德来说，世界文化的多元融合是充满活力的，可以引起一连串的悸动，在这种悸动中，不可能保持恒久不变的特点，还会不断变化、时盛时衰，同时又能创建出一种新型关系和新的环境。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清真寺塔尖上的一幕（2）

直到1960年我才第一次看见尼罗河。那是在一个夜晚，我所乘的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此时从高空中我所见到的尼罗河呈暗黑色，河水反光闪耀，目力所及的地方河水蜿蜿蜒蜒、波光粼粼，夜晚的街灯在尼罗河水的映衬之下，犹如戴上了一个大大的花环。从高空中我还看见有一个莲花座形状的、硕大明亮的、闪烁着强光的大灯照亮了广场和车水马龙的城市。

那时，开罗已经是第三世界国家解放运动的中心。在这里居住着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今后都有可能成为明天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兴国家的统帅。这里是来自非洲和亚洲为反抗殖*义而建立的各种政党的聚集地。开罗同时还是*国家联盟（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的首都，这个联盟成立于两年前，当时埃及的总统叫纳赛尔，是位上校，年仅四十二岁。外表上一眼即可看出，他是一位身材魁梧、具有大将风度并具有凝聚力的领袖人物。1952年，当纳赛尔只有三十四岁时，他便率领埃及军队推翻了法鲁克一世国王法鲁克一世（1920—1965），1936—1952年为埃及国王。1952年7月，被纳赛尔领导的革命政变推翻。。而他自己在四年之后，成了埃及首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与国内两个强大的反对派进行斡旋和斗争，一边是埃及的共产党与他抗争，一边是穆斯林兄弟组织与他抗争，这个穆斯林兄弟组织是由基地组织中的反对派组织和*恐怖主义分子两部分组成，为与这两股力量抗衡，纳赛尔维持着强大的警察队伍。

到达开罗的第二天，我一大清早就起床，因为我知道从饭店到市区很远。我住的饭店位于开罗的扎马拉克区，相对开罗的其他区域来说这是一个富人居住区。这个区最早是专为外国人建的住宅区，当然现在什么人都可以住在这里。我心里清楚，在我住的那家饭店，我一旦离开房间，就会有人翻看我的行李箱，于是我决定，我得把喝完的捷克别尔森牌啤酒的空瓶子拿出去扔了（当时的纳赛尔，这位狂热的穆斯林，正在组织开展反酗酒运动）。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有一只空啤酒瓶，我把它装进一只灰色的纸袋中，然后带着它走出了饭店。尽管还是清晨，但已经能明显感觉到闷热了。

我看见了一个垃圾桶，想把空瓶扔进去。可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保安坐在我刚刚走出来的大门口的板凳上，他的眼睛紧盯着我看。哦，不行，有人在盯着我，我想，我不能把这只空啤酒瓶扔进他跟前的那个垃圾桶中。因为，他很可能会去检查那个垃圾桶，然后找到我扔的这只空瓶子，再去报告警察。我又往远处走了几步，发现那儿有一个空纸箱子，于是我就想赶快把这只空瓶子扔到空纸箱里去。忽然，我又看见，在不远处有两个身穿白色*长袍的人，他们站在那儿聊天，但却用眼睛不时地打量着我。当然，我也不能把瓶子扔到他们身旁的箱子里去，况且，这只是一个纸箱子，也不是垃圾桶。我疾步再往前走，又看到了一个垃圾箱，那时我已经注意到，就在离垃圾桶不远的一座楼前的大门口，坐着一个*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噢，不行，不行，我对自己说，我可不能去冒这个险，他们都用十分警觉的眼光看着我。我只好一直提着那个装着空瓶子的纸袋，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

清真寺塔尖上的一幕（3）

当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看见一位警察，手里抡着一根木棒，吹着哨子，站在马路中央。可在路的另一边，我看见那里坐着一个人，他也紧紧地盯着我看。后来我才注意到，那个人只有一只眼睛，他用那只眼睛紧盯着我看，让我觉得浑身不自在，甚至我开始有点儿害怕起来，怕他突然命令我掏出袋子中的东西给他看看。于是我只好加快脚步，想尽快摆脱他的视线，在他眼前消失。我快步走着，心中一阵窃喜，因为我又看见前方有一个垃圾桶。遗憾的是，在垃圾桶的不远处，在一棵矮小的树荫下，坐着一位老人，他虽然懒散地坐在那里，可目光却紧紧追随着我。

我终于走到了一条街的拐弯处，我发现，跟刚才的情形一样，那儿也有人盯着我。这只空啤酒瓶简直成了我的累赘，无法扔掉。因为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到处都有眼睛盯着我。马路上车来车往，还有载满货物的驴车，我看见一群骆驼，僵硬地、木头似的穿过马路。这一切，看上去都很自然，当然除了我之外。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视线的监督范围之内。那些人或站或坐（多数是坐着），或来回走动，或看似聊天，但他们的眼光都不离我左右，盯着我做什么。这样就令我心里越发紧张，心揪得更紧。我越是紧张，手心就越出汗，结果汗水把纸袋的手提把都弄湿了，我十分担心瓶子会从袋子里滑到马路上，这样就更会引起人们对我的警觉。我真觉得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只好返回到饭店，把这只空啤酒瓶子暂时藏回行李箱中。

晚上，我又带着这只空啤酒瓶子上街了。夜晚，马路上的人比白天少多了，我终于有机会把瓶子扔进垃圾箱了。做完这件事后，我舒了口气，轻松地回到房间，一上床倒头就睡着了。

后来，我到了开罗城中心，独自闲逛着。我仔细地环视着城市的大街小巷。我发现到处都有耳目，随处可见盯梢。所到之处，不是这里有一个巡视员，就是那里有一个门卫，或者还有一个一动不动、僵直地躺在座椅上的人，远处还有一个什么人，总之，他们都是那样无所事事地或站或坐在一个地方，可眼睛却在不停地警惕地搜寻着什么。

在这里，大多数人都显得无所事事，人们都站在某一个地方，互相交换着眼神，犹如在大街小巷里布下的天罗地网，没有任何一点事情可以逃脱他们的注意力。一旦有任何动静，他们就可以立即上报。

这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即，如何忠于职守。对当局来说，根本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大成本维持庞大的警察队伍和军队。一个发达稳定、合理有序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具有明确法律规定和明确分工的社会。但是，对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民来说，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具备话语权。

在整个开罗城市中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斥着一些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开罗的城市基本没有规划，城市街道和整体建筑都显得比较混乱，令人觉得缺乏方向感，居民点和各种建筑目标都不是很清楚。可一旦马路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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