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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一般的“工业病”，比如企业的中间环节过度膨胀、不透明，导致官僚主义、贪污*，难以维护老板和顾客的利益，害的只是小范围的利益相关者。但像华尔街这样，由代理人利益集团架空一个国家，危害的是整个社会。

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看“工业病”

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集中体现了现代性金融体系中的深层矛盾。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组织异化，“代理人造反”发生的过程。

在雷曼兄弟掌管公司的年代，委托人与代理人是一致的，公司风险与收益是对称的。随着第一代领导者的离去，代理人逐步控制了组织。一是公司股份高度分散化，导致委托人失去对组织的控制；二是经营者实际控制了组织，风险和收益开始不对称。代理人形成了在华尔街非常普遍的“收益归自己、风险归公司”的代理人行为模式，他们急剧膨胀有利于提高薪酬的金融创新工具，不顾公司长远利益，使公司行为短期化，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凌驾于委托人与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之上。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后现代经济——货币（3）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深陷于由这些代理人推动的合成担保债务凭证和信用违约掉期合约市场。危机爆发前，信用违约掉期合约市场是次级按揭市场的48倍，相当于美国GDP的4倍。从这一情况看出，代理人一旦利益膨胀，如果有机会把自己的国家卖4次也在所不惜。

次贷诈术

罗宾逊夫妇想将他们的房子进行再融资，以便得到一些现金。货款之后，罗宾逊夫妇没有还贷。

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圈套：罗宾逊夫妇申请贷款时正计划离婚。他们的计划是，罗宾逊太太保留房子，再融资的钱归罗宾逊先生，而罗宾逊太太负责还贷。经纪商是知情的。

在正常情况下，这笔贷款是会被拒绝的。因为罗宾逊太太的信用记录不良，如果说房子由她还贷，贷款方一定是不干的。罗宾逊先生拿走了钱，而罗宾逊太太又还不起贷，受损的是贷款方。

但问题是经纪商从中做鬼，明明知情，却向贷款方隐瞒了。在对质的结果面前，经纪商以粗心大意开脱了自己，贷款方最后损失了万美元。

这是理查德？比特纳在《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中讲的一个真实故事。

比特纳做了14年的次贷生意，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在贷次贷款这个行业，经纪商如何把大厦建立在最基础的沙滩上。据比特纳介绍，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多是骗子、流氓、无赖、*和恶棍。作为次贷危机最基础的环节，他们并不是由于失误而犯下的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系统地犯罪。

经纪商基本的手法，就是让信息不透明。最常见的情况是，经纪商用计算机伪造借款人的收入证明，如工资条；有的经纪商干脆伪造贷款人签名。其他的手法还包括：当借款人购买投资性房产的时候，却说借款人是在买自住房；让借款人的朋友或亲戚—自己开公司—证明说借款人在其公司上班，以此伪造借款人的工作经历，隐瞒关键信息，或者隐藏和某些贷款相关信息，不希望贷款公司发现。①

在次贷的生态链上，经纪商是仅次于借款人的最基础的一环，在他们的后面才是贷款公司；贷款公司的后面是房利美、房地美（机构抵押证券），或次级贷款（非机构抵押贷款），再将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一一绑在这个价值链上。从比特纳揭露的情况看，整个链条在它最基础的一环，也就是经纪商的环节，就彻底烂掉了。

而经纪商这样做的唯一动机，就是利用风险和收益的对称关系，不断扩大委托人的风险，将利益截留给自己。他们具有扩大自己利益的动机，体制给他们留有膨胀的空间。

谴责经纪商的私德，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联系后面将谈及的斯蒂格利茨“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深层的问题：银行集中性与信贷分散性的不对称，是工业化固有的矛盾，也是次贷危机的深层体制根源。经纪商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坑害贷款人，就是因为银行体制与信贷体制是不对称的。工业化的信贷体制，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一对一甄别信息的阶段；而投资银行还留有从银行体制转型而来的集中特点，它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现实需要。

华尔街利益集团

雷曼兄弟公司是美国的缩影。如果把整个美国比作雷曼兄弟公司，华尔街充当的角色就相当于雷曼兄弟公司内部的经理人。小到次贷经纪商，中到雷曼兄弟公司经理人，大到华尔街，美国已成为被代理人劫持的社会。

第三章　后现代经济——货币（4）

一直在对金融危机喊“狼来了”的彼德？希夫在《美元大崩溃》一书中说：“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面对危机四伏的股市，竟然还有如此多的美国人无动于衷。”希夫认为，这是华尔街误导普通投资者的结果。他指出：“华尔街和美国公司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非常严重，而受害者全是小人物。”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是美国人民，代理人是华尔街利益集团，后者把前者推进到一个由巨大的谎言构成的泡沫里。按照希夫更直言不讳的说法，“美国政府、大众传媒和华尔街联手制造了一个美国一切运行良好的假象”，将美国公众置于“一无所知”的境地，直到危机总爆发。

其中的“工业病”表现在，代理人膨胀为大人物，而委托人成了小人物。中间代理人通过欺骗、不透明等手段，或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把东西卖给买不起的人，把钱借给还不起的人”，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业绩，损害整个国家和所有小人物的利益。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无讽刺地说：“我们唯一没有预测到的就是银行的借贷体系到底有多糟糕，这些银行到底有多不透明以及它们的风险管理体系到底有多失败。”

工业化在这里表现出它病态的一面：代理人利益集团将专业化当做疏离委托人的手段，反对他的委托人。

这种情况在西方历史上至少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黑格尔用绝对理念，在精神上彻底否定了所有不符合“概念”的芸芸众生；第二次是希特勒用绝对极权，在政治上彻底*了所有的老百姓；第三次是华尔街用绝对货币，在经济上彻底剥夺了穷人。

人类从黑格尔的理性极端化中汲取教训，产生了尼采的后现代精神；从希特勒的极权中汲取教训，产生了对多元化后现代社会的向往；从华尔街的货币极端化中汲取教训，将实现个性化的后现代经济的转向。

加强监管可以解决问题吗？

在现有体制下加强监管，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从历史发展来看，安然事件后美国加强了监管，但并没有能阻止更大的次贷危机的发生。

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在国会解释为什么当年放松监管时，解释说是银行出于自身利益应该会在放贷时谨小慎微，因为它们得保护股东利益。然而眼下的危机证明，这一理念不对，这一点让格林斯潘“震惊”。

从雷曼兄弟公司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格林斯潘原有理念成立的前提是公司委托人与代理人一致。事实是，雷曼兄弟公司的代理人恰恰不会为了公司利益而在放贷时谨小慎微，因为他们让公司承担的风险越大，自己得到的就越多，而他们自己并不承担其中的风险。

监管是必要的，没有大补还有小补，但监管有它的内在矛盾。现代性的本质就建立在委托代理二分上。改变了二分关系，也就动摇了现代性的根本。在委托代理二分矛盾中，代理人之所以日益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因为代理人通过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扩大中间环节，成为增值的根本来源。在这一过程中，代理人与委托人的信息不对称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的，因为代理人具有专业上的优势。在次贷危机中，代理人设计的衍生金融工具之繁复、利益之不透明性，是委托人很难逾越的监管鸿沟。如果用同样复杂的监管对付代理人，又势必加大企业交易费用。萨班斯法案实行中就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信息监管成本过高，甚至使一些规模不算小的企业难以承受，难以为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膨胀是矛盾的主导方面，监管永远是次要的方面。改变矛盾的主次方面，意味着现代性的质变。

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扬弃委托代理这种二分关系，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代理人行为的透明化，最终实现代理人向委托人的复归。具体来说，应在传统货币市场外发展两种独立的虚拟经济：一是金融虚拟经济，它的核心不再是货币，而是以异质信息为中心的信贷服务，但权力必须交给委托人；一是信息虚拟经济，它不再以传统货币为中介，而发展出交换中介与具体服务合一的信息工具。这两种形式都超越了现代性，是以委托人为中心的经济。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当前这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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