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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第1页）

赵高快步过来：“君上自律，夜来不饮酒的。”

“如此奇文，焉得无酒！”嬴政重重拍案。

旬日以来，书案旁堆起了五七只空荡荡的酒坛，大书房则始终弥漫着一片浓烈的酒香。嬴政就是这样时而拍案痛饮时而连连惊叹，昼夜不停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厚厚三大本羊皮书。饶是如此，犹不尽兴。在读完羊皮书的当日暮色时分，嬴政漫步走进了那片胡杨林，在金红的落叶中徜徉一夜，时而高声吟诵时而冥思苦想，及至潇潇霜雾笼罩天地，嬴政才回到寝室扑上卧榻鼾声大起，直睡了三日三夜。

深深震撼嬴政者，是李斯带回来的《韩非子》。

嬴政博览群书，可没有一部书能给他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的奇特感受。

读《商君书》，如同登上雄峻高峰一览群山之小，奔腾在胸中的是劈山开路奔向大道的决战决胜之心。读《吕氏春秋》，从遥远的洪荒之地一路走来，历代兴亡历历如在目前，兴衰典故宗宗如数家珍，不管你赞同也好不赞同也好，都会油然生出声声感喟。读《老子》，是对一种茫无边际的深邃智慧的摸索，可能洞见一片奇异的珍宝，也可能捞起一根无用的稻草；仿佛一尊汪洋中的奇石，有人将它看做万仞高峰，也有人将它看做舒心的靠枕，有人将它看做神兵利器，也有人将它看做清心药石；然则无论你如何揣摩，它的灵魂都笼罩在无边无际的神秘之中，使你生出一种面对智者的庸常与渺小。读《庄子》，一种玄妙一种洒脱一种旷远一种出神入化一种海市蜃楼一种生死浑然，随着心境变幻莫测地萦绕着你，你可以啧啧感叹万里高飞却不知去向的鲲鹏，也可以愤然鄙夷吱吱喳喳而实实在在的蓬间雀，然终归惶惶不知自己究竟为何物？读《墨子》，如同暗夜走近熊熊篝火，使人通身发热，恨不能立即融化为一团烈焰一口利剑，焚烧自己而廓清浊世。《孟子》是一种滔滔雄辩，其衰朽的政见使人窝心，其辞章之讲究却使人快意。《论语》是支离破碎而又诚实坦率的一则则告诫，一则则评点，若是你不欲复古，纵然全部精读完毕，你也不知道自己该当如何在这个大争之世立身。《荀子》是公允的法官，疑难者或可在其中找到判词，无事读之则很难领悟其真髓。《公孙龙子》是巧思奇辩，其说谐趣，其智过人，纵然不服亦可大笑清心不亦乐乎……

只有《韩非子》，使人无法确切地诉说自己、反观自己。

嬴政已经大体廓清了《韩非子》概貌，唯其如此，万般感慨。

年青的秦王认定，《韩非子》无疑将成为传之千古的法家巨作。这部新派法家大书前所未有地博大渊深，初读之下难以揣摩其精华所在，精读之后方能领略其坚不可摧。从根本处着眼，《韩非子》最大的不同，是将法家三治（法治、术治、势治）熔于一炉而重新构筑出一个宏大的法家学阵。对于以商鞅为轴心的法治派，《韩非子》一如《商君书》明晰坚定，除了更为具体，倒看不出有何新创。这一点，很令景仰商鞅的年青秦王欣慰，认定韩非是继商鞅之后最大的法家正宗。若非如此，很可能这个年青的秦王是不会读完《韩非子》的。

韩非之出新，在于将术治、势治纳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锻铸，使法治之学扩大为前所未有的“三治法家”，事实上成为战国新法家大师。法、术、势三说，此前皆有渊源：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在战国诸子百家的眼中，法、术、势三治说虽有不同，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唯其如此，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统呼之为法家。然则，这种笼统定名，却不能使法家群体认同。在法家之中，三说之区隔是很清楚的，谁也不会将法、术、势混为一谈。可以说，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

唯其如此，韩非融三派为一家，使通晓法家的年青秦王惊叹不已！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先说势治。势者，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自古治道经典，无不将“势”明确看作权位。《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这个势，便是权位。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没有最高权力，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所以，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子》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不足慕也……尧为隶属（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正是为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认为法律一旦确立，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韩非之新，在于承认“势”是法治之源头条件，却又清醒地认为，仅仅依靠“势位”不足以明法治国，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大治。

《韩非子·难势》云：“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贤者拥势，则天下治。不肖者拥势，则天下乱……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其智浅矣！”

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

但是，嬴政最为激赏的，还是《韩非子》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

韩非说，专言势治者云：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故势治为本也。果然如此，其论则必成两端：尧舜拥势，虽十桀十纣不能乱；桀纣拥势，虽十尧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凭人得治，还是凭势得治？凭势得治么，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凭人而治么，圣贤无势而天下照乱。诘难之后，《韩非子》说了一个故事：人有卖矛卖盾者，鼓吹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物无不陷也”；有市人过来说：“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韩非子》结论云：“贤、势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说也！”

“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其才罕见矣！”嬴政拍案大笑。

“所言至当！势治过甚，与人治无异也！”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评判。

再说术治。术者，寻常泛说之为技巧也方法也。然则，法家所言之术，却是治吏之道，是谓术治。战国之世，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无论是势还是法，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这个人群，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否则天下无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之术治。显然，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漏洞也很明显。一个最大的尴尬是：国家若不变更旧法（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肃，便不能根除奸宄丛生腐败迭起的痼疾，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齐国如此，韩国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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