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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警察开始登记审查，他们问：“除了萨特先生，你们还有谁是知名人士？”被审查者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都是知名人士！”警察表示怀疑：“你们的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说过！”被审查者讽刺地说：“那是你太孤陋寡闻了！”　问话的警官气急败坏地喊道：“好吧，那我也算是知名人士了！”然后他把萨特和波伏瓦请到另一个房间，打算把他们放了，留下其他的人，被他们拒绝。

这一下警察全慌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其中一个喊道：“糟了，这事办糟了！”显然他们得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释放萨特同时又扣下其他的人，萨特和波伏瓦的态度使他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一个小时后，来了一位高级警官，把萨特拉在一边说，半小时内将释放所有的人。萨特和波伏瓦明确表示，他们两人要最后离开。当他们离开警察局走到街角时，被记者团团围住。萨特发表讲话说：“我的目的不是希望自己被捕，而是让政府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况！”

法国和欧洲各大电视台、电台，法国各报刊都对这事作了报道，《法兰西晚报》还刊登了萨特去警察局受审时关在警车栅栏里的照片。以后萨特他们同当局还有一些遭遇战，当局仍在没收报纸，萨特他们仍在示威、抗议、散发报纸。最后，当局终于厌倦了这场无意义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终于能够在报亭公开出售。

萨特的行动使他同毛主义者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们开始愿意同他对话。他们的头头是一个叫彼埃尔•；维克多的年轻人。维克多同萨特讨论各种情况和看法。以后他们的关系发展为一种友谊。后来，在1973年2月，有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萨特也担任了它的主编。

1968年以来，萨特参加的各种政治活动不计其数。游行示威、发表声明、出庭作证、签名、抗议、谈话、……这里既是境况使然，也是萨特主观上希望介入的结果。在他看来，到了老年，一个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能力减弱了，就应该大大从事一下政治，更多地在这一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归去（1）

这一时期萨特的一些朋友和亲人陆续故世，这给在激烈紧张的政治活动之中的萨特在精神上、情感上平添了另一种紧张和激动。

首先是贾科米泰去世。战后，萨特同贾科米泰的友谊得到发展。他常去贾科米泰那里吃晚饭，每个星期都去。他们在一起，天南海北高谈阔论，惬意得很。贾科米泰喜欢谈自己的雕塑和绘画。开始萨特不太懂他谈的东西，后来理解他了。他们在一起还谈些别的，比如同其他人的交往啦，恋爱事件啦，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谈的。贾科米泰可以说是萨特除尼赞之外最好的朋友。

一天晚上，吃完饭后，贾科米泰带着一种赞赏的神情盯着萨特看，就像他通常看他的雕塑作品那样，然后说：“萨特，你很美！”

萨特笑了起来：“你说别的我都信，要说我美，我不相信。”

“你真的很美，”贾科米泰坚持说。

“那好吧，我很美，”萨特无奈地答道。

“你就像哈姆雷特。对！你总以为哈姆雷特一定是高个，瘦高个，等等。而我确信他是一个有着啤酒肚的小个子。不是吗？一个矮胖的小个子，就像你这样的头发和眼睛。非常美。”

贾科米泰是一个大雕塑家，他的眼光想必是不会错的。也许萨特身上真的有一种类似哈姆雷特的体现人类悲剧的味道。

自1960年以来贾科米泰身体状况不好，胃一直剧烈疼痛。他的内科医生也是他的朋友告诉他，这只是一般的胃炎，但他仍然忧心忡忡；为了逃避，就拼命工作，这样身体更加虚弱，有时他会晕倒在画室里。贾科米泰不再关心外部世界，在萨特同他谈话时表现冷淡，他们之间的交往自然减少了。1963年初，贾科米泰动了手术，医生说是胃溃疡。手术很成功。手术后几天，萨特和波伏瓦去医院看他，他有一种解脱感，急于重新工作。

没过多久，贾科米泰的夫人阿内特来见萨特，就一个重大事情请他帮自己拿主意：贾科米泰患了癌症，应不应该让他知道？她请教过医生，医生不同意她告诉病人。她认为萨特同贾科米泰有很多相同之处，想听听他的意见。萨特想了想说：“就我来说，我早就让海狸作了保证，不要向我隐瞒任何情况，”他认为应该告诉贾科米泰实情：“如果一个人决定生活下去，永远不欺骗自己，他就有权知道自己的死亡，以清醒的头脑利用剩下的时间。”

萨特还同阿内特谈起吉尔夫人的死。医生说，她一年后就会死。吉尔希望对她保密，他们都同意了。最后她平静地死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但吉尔后来感受到，他为自己不断地说谎而痛苦；谎言把他同他所爱的人分开了，造成一道永远不能弥合的鸿沟。萨特的话让阿内特拿定了主意，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告诉贾科米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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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科米泰和阿内特去了瑞士。一天夜里，萨特接到一个电话，是贾科米泰打来的。他非常感谢萨特为阿内特出的主意。原来他的外科医生给他寄去一封信，让他转交给在瑞士照护他的医生，是一个意大利人。这人不太懂法语，要贾科米泰为他翻译这封信。信中写道：“这个病人患了癌症，但手术完全成功，病人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贾科米泰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他不知道阿内特在此之前是否已经知情；他们彼此小心翼翼地说话，十分不自在。最后阿内特终于向他说出了实情，而贾科米泰似乎正等着这个。他们都敞开心扉，取得了完全的谅解。

现在贾科米泰再也用不着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焦虑和死亡了。这样他的心情十分舒畅。如果不是萨特让阿内特下定决心说出真相，他们夫妇之间可能还会长期处在疑虑和相互猜忌之中。他们回到巴黎后，萨特去看贾科米泰，发现他恢复了乐观热情的态度，他们之间的谈话又像从前那样轻松愉快了。

1964年贾科米泰的母亲去世，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7月，萨特从苏联回来，从奥尔加那里得知，贾科米泰对萨特在《词语》中关于他的一段话很不满意，对萨特很是生气。

《词语》的这段话是：

20多年前一个晚上，贾科米泰穿过意大利广场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他受了伤。在腿被撞伤摔倒在地时，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首先感受到一种快乐：“我终于出了点事！”我对他这种极端态度十分了解：他早就作好最坏的准备。他热爱自己的生活，因此不再希望任何别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却可能被一次偶发的、荒谬的事故所断送。他心想：“由此可见，我并不是天生要搞雕塑，甚至也不是生来就该活的。我并不为什么就生下了。”让他激动不已的是，那种危险因素突然被揭示出来，遇难时惊恐茫然的目光望着城市灯火、来往的行人和自己落在污泥之中的身体。对于一个雕塑家来说，无生命的矿物质本来就与他时刻相伴。我十分欣赏这种迎接灾难的意愿。如果一个人要喜好出人意外的事情，就应该喜爱到这种程度。甚至欢迎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因为这种事故向他显示，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他而存在的。

萨特当时写这段话也许是有感于朋友的癌症，把贾科米泰年轻时在一场车祸中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写了下来，给予高度赞叹。而贾科米泰似乎认为萨特歪曲了他的意思。10月，萨特见到他，谈起此事。贾科米泰说：“我不是生气，是感到迷惑不解。”他说，当时他正要去苏黎士，要离开他心爱的女人，为此而难受。当汽车撞了他，在救护车上，他想：“这下好了，又可以同她见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归去（2）

萨特十分惊讶：“但你原先不是这样说的呀！”《词语》中这段话确实是萨特根据贾科米泰的谈话而写的；如果时后一种说法，萨特就不会把它当多大回事写进书中了。萨特无法解释贾科米泰怎么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而且为什么这样计较这件事。也许是死亡的阴影和压力造成心理负担和变异，现在往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引起贾科米泰的极度焦虑。在贾科米泰最后几件作品中，给人一种恐怖的气息，他把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注入到人物惊恐的大眼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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