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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说完，管仲借着酒劲，站起告辞就走。刚走到大门口，就被小白派人叫回来。

管仲回来，只见齐桓公小白满头大汗，嘴唇哆嗦着说；你一定要坚持，我也没办法，那就干吧。……

管仲再拜稽首，说：“齐国幸甚。”

“可是，我哥就留下个烂摊子，怎么办？还请先生多指教。”小白擦着汗问。

管仲说；国君坐好，可能说的时间要长些。

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凳子、椅子，国君跟臣子谈心、开会，都是铺块席子坐在地板上。不同之处在于，国君是盘腿坐着，席子也讲究；臣子是跪坐，屁股坐在自己脚上，席子也凑合，就是时间长了有点累，不过大家都习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格的平等，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比以后的尊卑有序不知道要先进多少。盘腿坐着虽然比较轻松，可也架不住时间长。所以管仲提醒齐桓公小白，下面比较关键，要坚持听完。

管仲开始演讲：“首先要赏罚分明，制定考核制度，这个很重要。其次，要国都分为三，鄙野划为五，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举国体制。然后还要严格实行‘六秉’。这样就可以掌握民心，统治百姓了。……”

这些说词比较新颖、深奥，小白听得一头雾水，急忙打断滔滔不绝的管仲，问道：“啥是六秉？”

“杀、生、贵、贱、贫、富，这就是六秉。”管仲解释完，还要继续往下说，又被小白拦住话头。

“等一下，什么叫国都分为三？”

管仲继续解释：就是把国都地区分成二十一个乡，种类是士、农、工、商。工、商六个乡，士、农十五个乡。您统帅十一个乡，高傒统帅五个，国子统帅五个。不过跟您说一下，统归您的工、商六个乡出不了什么人打仗，还得任命官吏，具体是商业立三个乡长，手工业立三个族长，另外还有湖泽立三个虞长，山林立三个衡长。……

“还得烦劳先生再解释一下，这个‘乡’，是个什么东西？”小白一脸茫然的问道。

一个招聘总理的面试（3）

“是这样，以前没有组织，也没人管百姓，现在要管起来。以五个大家庭为一轨，设轨长一名；十轨为一里，设司长一名；四里为一连，设连长一名；十连为一乡，乡长叫良人。管五个乡的，叫做统帅。不仅是百姓，连山河湖泽都要管起来，归国君。”管仲很细致地说明。

“哦，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确实是最后一个。五鄙是怎么回事？”小白怕管先生觉得自己太无知，心烦；所以特别声明。

管仲没有心烦的感觉，看姜小白这样不耻下问，反倒很欣慰，说明他认真地在听。能人不怕问，就怕人听不进去。所以继续耐心讲解：

“五鄙是国都以外的管理。国都之外的郊野，分成五个属区。以三十家凑成一邑，设邑司一名；十邑凑成一卒，设卒长一名；十卒凑成一乡，乡长还是叫良人；三乡凑成一属，属长由大夫担当。五个属就是五个大夫。大夫抓军事，乡长管文政，各有职责，不准懈怠荒废。这样，农民也管起来了。”

这些事情看上去很枯燥，可姜小白听得却很投入。小白虽然自尊心强，但是面对能人，他就能放下架子。因为他对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是比较欣赏和喜欢的；对意识超前、推陈出新的思想和作法，也非常感兴趣。可惜这个好作风，后来走火入魔，抛弃了思想而只注重个人行为。他的这一性格，成就了他的霸业，后来也害了自己。比如他对把自己儿子蒸熟的厨师易牙，挥刀解决自己生殖问题的竖刁，以及六亲不认的开方；这些同样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的态度。

现在，姜小白相信，面前的管仲就是一个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他的创新思想和具体有效的工作方法，会使齐国竞翔于天，称霸于诸侯；更坚定了他自己干点正事的决心。

虽然霸业不是一天就能聊出来的，可是由于姜小白对管仲的改革思路还未领悟透彻，为了对管先生的思想劳动负责，所以还得继续聊，不聊不成。

“那如何使人民安居、乐业呢？”小白为了不伤及自尊，换了提问方式。

管仲话接得很干脆：搬迁！士、农、工、商不能混杂居住，都搬到所属行业固定区域安家。士人的邻居是读书人，农民的隔壁还是农民，手工业者的对门还是手工业者，商人的周围都是贾人。这样各居其所，不相互干扰。像这边士人正在用功苦读，那边铁匠铺子也叮叮当当的忙着赶工；那边农民挥汗如雨地奋力耕田，这边商贩紧招呼有便宜货快抢；这类的事情避免再发生。大家都能安心工作，更好管了。

管仲的话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搞得姜小白很开心，更爱听。

爱听是爱听，可是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不选个好地方，说不过去。这个问题搞不好，也容易出乱子。于是，他继续问道：“那这些人的住地要如何安排？”

因为下面回答比较长，管仲深吸一口气，说：“…。。。

鉴于管仲的演说比较长，所以归类成一句话，“人以群分”。

具体办法就是：士人集体安排在清静的地方居住，便于读书习武。手工业者住在官府周围，建造修补，为公家干活方便。商人住在市场附近，农民安居于地头。禁止混杂居住，人户分离。

这么做的好处是，士人们住在一起，都有文化，君子比较多。读书练武之余，搞搞笔会和座谈，探讨礼仪廉耻和做官恪尽职守不贪污。年轻的受教育，孩子也不打架。

一个招聘总理的面试（4）

工匠们生活在一起，除了打老婆孩子以外，无非是互相评比产品质量好坏，交流制作工艺，展示创新成果，开发新产品，精益求精。甚至开展劳动竞赛、生产协作，搞搞竞争。

商人们的群居生活，也一样。在一起了解不同季节的营销需要，熟悉本地货源，掌握市场行情。甚至讨论生财之道，交流赚钱经验，丰富经营手段。

只有农夫们的集体生活略有不同。除了判断农时、准备农具和侍弄庄稼，有些交流和探讨以外；其他没什么可说的。冬修，春耕，播种，秋收。头戴草帽，身穿蓑衣，全身沾满泥土，太阳曝晒皮肤，比得是谁更能埋头苦干加巧干。

这些对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来说，可是个极大的促进。以前都是分散居住，各干各的，同行见个面都不容易，谈何交流？那时，为打铁要抡几锤正好，或讨教一个字的新写法，甚至是庄稼什么时候该浇水等等这一类的问题；而有觉悟跑上几十里路去交流的人很少。不交流又何来促进？闭门造出来的车，只能对付着上路。

另外，管仲还特别强调：这种集体生活，让士、农、工、商的后代们，从小生活在那种自有的氛围，受这种教育，安心过这种生活，其他乱七八糟的想法就少，容易继承他们父辈的职业。而农民子弟，因为很少沾染不良习气，很朴实，其中优秀的能被选中做官者，一定给予足够的信赖。有歧视农民而不举荐的官员，要重罚。

管仲话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两个意思：一，什么环境能造就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国民教育问题。二，人民需要管理，这也是国家的管理问题，因为国家的基础就是人民。

第一个意思，确实是这样，拿到现在，也是真理。书香门第之家，出抢匪的概率就小；而一个从不幸家庭成长的孩子，他以后的生活也是乱七八糟，没意义。后来有人把这个现象用颜色做了总结比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然，强盗的儿子不一定是强盗，也有在逆境中成长，从不幸的童年生活中成熟的大好青年。这里说的是概率。子承父业，是从管仲倡导，才开始的，也把人划分了阶层。而阶层的出现，也促使了社会的稳定。

但是，运用管仲的这种教育方法下培养出的人才，会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严重偏科。只能专攻一样，不能造就放下书本就种地、收起工具就能吆喝买卖的全面型人才。而当时的人才市场的特点是，没有人才。别说全面型人才，专项人才都没有。落后啊！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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