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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望湖楼下水如天（第1页）

苏轼的政治思想还是求稳。

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

所以，苏轼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

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三十六岁的苏轼见王安石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

朝廷应允，苏轼被授为杭州通判。

苏轼带着失意的悲凉和远离政治斗争漩涡的轻松赴杭州任职。

杭州是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外，另设通判辅佐。通判为二把手，是州府长官的行政助理，握有裁可、连署州府公牍和监察官吏的实权，号称监州。

北宋时，朝廷在各个重镇设有公馆，相当于政府办事处。杭州的公馆位于凤凰山顶，南面是钱塘江，每天出海的各种大船出没于江面；站在此处向北望去，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约可见，庙宇与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边是钱塘江湾，有惊涛拍岸之气魄。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轼携家带口风尘仆仆来到杭州。

苏轼的官邸在公馆的北面，可俯瞰西湖，景色宜人。刚刚脱身于朝廷尔虞我诈的苏轼来到这样的杭州，心情愉悦、舒心。

杭州城自北而南，城外一周以高墙环绕，城内有河道，河道上又架以桥梁相通。整个杭州城在西湖的映衬下悦人无数，好一幅宁静安然的江南美景水墨画。

一大清早，湖面上数艘游船早已开张营业；到了晚上，推开窗户，可以听见有人吹箫，时而还传来歌唱的声音；北宋时已经出现了夜市，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有几处夜市甚至直到半夜三更才收市。

所有的这一切，都被居高而下的苏轼尽收眼底。可以说，一天之内各个时段的杭州的样子，苏轼都知道。

苏轼甚至有点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相信前生和来世，苏轼也不例外。

有一天，苏轼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眼前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可到向忏堂，结果果然如他所说。

初到杭州，苏轼便写出这样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苏轼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繁华的街市、宏伟的庙宇，还有杭州人那江南特有的轻松愉快气质，这些无不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担任通判的苏轼与杭州太守陈襄一见如故，在随后的相处中，两人堪称知音。

陈襄，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海滨四先生”之首，仁宗、神宗时期名臣。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古灵四先生”。进士及第，历官枢密院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提举进奏院，后又兼侍读，提举司天监，兼尚书都省事等。其人公正廉明，识人善荐，著有《古灵集》二十五卷传世。

陈襄虽身处仕途，却不忘儒者风范，礼贤下士。神宗熙宁五年，陈襄出任杭州太守。虽然陈襄是苏轼的顶头上司，又比苏轼大了二十岁，但陈襄并没有把他当作下属看待，反而与苏轼结为忘年之交。

陈襄、苏轼在杭州都十分关心民间疾苦。二人配合默契，共同主持通过挖沟、换井壁，修补漏洞等措施，为杭州修复了六口水井，解决了杭州城吃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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