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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一个人的宿舍

在大家的眼里，身为高干子弟的任志强，其童年生活很惬意，也很富有优越感。只是大家不知道，曾经是高级干部的父母并没有让任志强找关系走“后门”去发财，而是严格要求任志强。

以李先念为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是在中原地区进行敌后抗战的队伍之一，任志强的父母有幸在这支英雄的部队中参战。

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任志强的父母却很少向任志强谈起。对于任志强来说，有关那段战斗的信息，更多来自于与父母共同战斗过的前辈及其子女。

虽然是高干子弟，但小时候的任志强也是除了在过年能有机会穿一双新鞋或者买一件新衣服外，大多数时候都是哥哥穿过的衣服传给姐姐，姐姐穿破后再加上补丁，最后传给任志强。

有一年过年时，他们兄弟姐妹四人特意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照，至今这张照片还保存着。最醒目的不是他们穿的“新”衣服，而是每个人都穿着露脚指头的鞋。

不过任志强儿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星期六下午同学们都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对从小学一年级就住校的孩子来说，周日能回家与家人团聚是件重大的事情。

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回去有零食吃，能和兄妹们玩，偶尔还会与父母去公园，但任志强却时常孤单地留校。

繁忙的工作让任志强的父母无暇照顾子女，他们从来都不会在工作与生活的选择面前有丝毫的迟疑。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来，包括这个家庭的一切。

当父母出差或者出国时，任志强就被“扔”到阿姨家里。相比自己一个人睡一间很大的宿舍，被“扔”在阿姨家的待遇算是好的，起码不用一个人面对无边的黑暗。

宿舍很宽敞，白日里阳光照进来，亮堂堂的，满屋子都充满阳光的味道。然而，到了夜晚，寂静的校园，没有星星的夜空里，只有凄冷的月色。黑暗的宿舍中，只有一道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一种幽幽的感觉笼罩着任志强。

夜，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静得让任志强有点紧张、害怕。而在起风的夜晚，风吹起的“呼呼”声，窗户上塑料薄膜在风的吹动下发出的“噗噗”声，门时不时地“吱吱”声……这些，更让任志强胆战心惊。

“我记忆很深的是经常被扔在学校里，一个人睡很大的宿舍。”

不过，体验是培养胆量最好的办法。在经历了无数个孤独的夜晚之后，任志强的胆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独立了。

小学三年级时，任志强就能扛着妹妹的行李包带着妹妹乘公共汽车上学了。住校的经历培养了任志强独立生活的能力。

虽然父母对任志强一直很严格，而且彼此聚少离多，但父母还是很疼爱任志强的。父亲第一次出国时，就给任志强买了一个陀螺。那个陀螺只要按动就会转，并且带着响声。任志强非常喜欢，刚开始还常常抱着陀螺入睡，梦中都是自己玩陀螺的情景。

第二次出国回来，父亲带给任志强的礼物是一个莫斯科大剧院模型的八音盒，里面有天鹅湖的曲子。当美妙的音乐在精致的八音盒里响起时，全家人都陶醉其中。

父亲还送给任志强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一个爱克发的照相机。父亲很喜欢照相，他经常带任志强和姐姐、弟弟出去照相。山上，湖边，广场，小亭……相机记录了一家人美好的回忆。

然而，成长的路上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任志强上初中时，一场可怕的风暴袭击了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高级干部，任志强的父母首当其冲，双双被送到东北一干校“学习”。从此，任志强和兄弟姐妹相依为命。

初中生到延安“就业”（1）

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大幕，任志强的父母并没有因为曾经战功累累而幸免，他们也没有因为“造反有理”而放弃原则，他们毫无怨言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下干校、种稻田，也不得不与子女分离。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及其编者按。这篇报道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分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毛泽东“12·11指示”。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面对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任志强的父母在没有告知子女的情况下，就主动为子女办理了下乡和户口迁移的手续，就像当年无数个革命家庭的父母高高兴兴地送未成年的子女穿上军装、扛起枪杆、担负起解放祖国的责任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融入血液里的信念。

那时候任志强兄妹几个初中尚未毕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父母的这种做法，不过信任与理解却已在他们并不成熟的心灵中生根发芽。从此，全家6口人连续多年分别生活于5个不同的地方，近十年的时间里极少见面，很难团团圆圆地过上一个春节。

1968年，都市里的2000万　16至20　岁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村。1969年1月，任志强和十几个同龄人从铜川坐汽车到延安，从延安到李渠下山沟坐毛驴车到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村插队落户。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军队大院里人少、干净，成长在军队大院的孩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但大院孩子们也有他们的苦衷与无奈，“由于大院子女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们便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生活条件的优越让他们感觉天生就比别人强”。

正是这种成长背景和心理状态，当时任志强和同学们的意志都很坚强，他们普遍的说法是，“我们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少的同学都是带着这句话自愿进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

任志强也有这种要强的心态，所以，在“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任志强选择去了条件特别艰苦的延安。

任志强走的时候，父母还没“解放”，不过一直以来独自生活的经验让他学会了照顾自己。他收拾好行李，带了少量日用品和大量的书籍，另外还带了一把刺刀。准备停当后，他从北京出发，3天后到达郭庄。

冯庄公社郭庄村离延安90多里远，任志强和伙伴们夜里两点出发，步行六七个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心中的宝塔山。爬上破败的宝塔，任志强心中在充满神圣感的同时，又有些许失望。为了纪念这次来之不易的朝圣机会，他特意爬到塔顶，在最高的塔梁上面刻下“到此一游”，作为留念。

初中生到延安“就业”（2）

当时郭庄村共有20多户人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村委会的固定资产除了一辆架子车之外，再就是分粮用的斗和升。“穷”是任志强对那个地方最精练的表达。

地里是黄的（靠天吃饭，不下雨就颗粒无收），老汉头上戴着的羊肚毛巾是白的，妇女穿着的衣服是蓝黑的。大多数家庭住在土窑里，喝着浑浊的井水，村里所谓的学校只能上到三年级。那里最有钱的算是地主，其实也就是略微好一点而已。拥有几十亩地和一个14岁的童养媳算是地主最让人羡慕的地方。

到达郭庄后，任志强和其他6个男同学一起住进老乡刚刚为他们支开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实际上是个羊圈，把羊圈隔开，羊圈的仓库就变成了任志强和同学们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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