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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吾一辈人，但能拆毁此屋，而重造之责，则在君等一辈少年人。君等不宜以国事分心，且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若君等亦随吾一辈人之潮流而飘散，则再造之责，将谁赖哉？”听君一席话，胡适感动了老半天。尤其这位钟君认同于胡适留美时所写的“非留学篇”，说“教育不可无方针”。与胡适不同的是，他的方针是“在造人格”（应为‘再’，后同），而胡适的方针是“在造文明”。

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在《新青年》上谈“新思潮的意义”时，把它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如果前三句为前提，后一句乃压轴；“再造文明”显然便是“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阐释，我以为胡适是确当的。殊不知，这“再造文明”的想法却萌蘖于几年前波士顿小城中的一席谈。

那么，到底什么是再造文明呢？1919的胡适如此分解：

“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

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

须知解放不是拢统解放，改造也不是拢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

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人那个人的解放，是一

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

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话说得重复而繁琐，意思却极为可取。只是，这是在“再造文明”吗？

或者，文明可以“再造”吗？尤其是在打破之后。文明是一种积累，不需要像拆房子一样，先打破，再重造，而是把新文明或异质文明的因子渗入到古老文明中，让它们彼此化合或共存。这份工作，就是胡适所说的“一点一滴”。

当然，钟荣光和胡适开始说的并不是文明，而是他们所面对的国家与社会。把一种文明状态下的国家与社会比作一间旧屋子，是一个方便的比喻，当年鲁迅就有“铁屋子”之譬。鲁迅的疑虑是要不要把沈睡在铁屋子中的人唤醒，让其饱受清醒之苦。钟的态度则是“拆毁”这屋子，然后由胡适辈来“再造”。胡适呢？胡适不同于钟，至少他不是钟那样的革命者。“一点一滴”就可以看出胡适改良社会的路径。至于要拆屋子，可是件慎重的事，绝不能凭意气而行。一个多月后，胡适在日记中完整抄录了一段法国学人刚多赛的话，可见他对这种意见的郑重。这段话的第一句朴实无华却重要如此：

“It　is　not　enough　to　do　good；one　must　do　it　in　a　good　way。”（仅做好事是不够的，必得用好的方式去做。）

“无疑，我们要涤除一切错误的东西，可是这不是顷刻之间就能做到的。我们应该效法一个深谋远虑的建筑师，当他不得不拆除一栋房子的时候，他心中知道房子的各个部件是如何搭在一起的。当他动手拆除时，他会设一个法子以免使房子各部件卸下时造成巨大的伤害。”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建筑师，他的可取之处在于：一，“做好事”如果是一种愿望，他更注重实现这愿望的手段。二，因此，他面对一幢需要拆除的房子时，他能充分考虑他的行为后果。

一个社会建筑师在面对一个陈旧的社会架构时，更需要这种负责任的态度。那种将前一种社会形态彻底打破，用钟荣光的话，把这个旧房子“全行拆毁”既不必要，更不可能。至于在“全行拆毁”之后以为必然能再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更是持论者的一厢情愿。如鲁迅说：“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样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　这分明是浪漫化的文人臆想。试问，这个新制度的基础是什么？它如果是“空前”的，以“前”为“空”的，那么，它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的。而况，鲁迅信奉进化论时就说过“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文化偏至论》），的确，以那个时代普遍能够接受的进化理论，任何进化无不是在从前基础上的进化，否则进化链就断了。可见，鲁迅自“顿悟”般地走向阶级论和革命论，是如何地在自我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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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拆房”之喻（2）

概而言，刚多赛的话可使我们产生两个警惕，一是“不择手段”，二是“不计后果”。这都有违平时不为我们所注意的“责任伦理”，尤其是当一个人在做一件自认为“对”的事情时。像钟荣光那一辈人，一欲破拆晚清这座旧房，很容易因其自身的道义感而陷入这两个坎陷。梁启超当年“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口号除了煽情，就是不负责任，哪有手段和后果的考量在内。一间旧房，尚且需要合理拆卸，否则它会伤人；何况一个社会。一味以破坏的心态去拆，那就是单纯地使用蛮力和暴力，一些知识领袖为了集聚社会力量，甚至刻意煽动人性中的蛮力和暴力。以这样一种非理性为主导，巨大的社会灾害当不可避免，而深受其害的首先就是社会中的民众。可以问一问的是，自辛亥而下，要拆除社会的旧房，有几人“心中知道房子的各个部件是如何搭在一起的”，又有几人会想到“设一个法子以免使房子各部件卸下时造成巨大的伤害”？

插：香港影片《A计划》，是讲述晚清时期一个香港警察的故事。革命党为了自己的安全曾经陷害过这个警察，现在又想拉拢他革命。于是革党和这个警察之间就发生了这样一次对话：

一个女革党率先向他道歉：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吧？成大事不拘小节，就是我们自己也可能随时牺牲的。

由成龙扮演的警察回答：这就是我不能加入你们的原因。我是一个很拘小节的人。不管我的目标多正确，多动听，也绝不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去做为非作歹的事。其实我是很佩服你们的，因为你们是做大事的人，我明白打倒晚清，需要千千万万的人抛头颅洒热血。可是，我不敢教人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教那么多人出生入死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来这里当警察，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我要保障每一个人安居乐业。就算一个四万万人的国家，也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如果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哪里还有心情去爱自己的国家呢。

不能不说这个警察高明（当然这个警察不过是编剧观念的传声筒），你看这一段对白恰恰包括法人刚多赛的那两点：

“不管我的目标多正确，多动听，也绝不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去做为非作歹的事。”

“我不知道教那么多人出生入死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责任伦理”的朴素表达，它居然出自一个娱乐片中的小警察之口；那么，鲁迅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家，不妨看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白：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

一个小警察，一个思想家；一个“责任伦理”，一个“目的伦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饶有深味的对比！

案：当年梁启超曾这样评点孙中山：

“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头，不合（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

二十六　“舆论家”

1915年元月18日，哈佛的朋友吴康推荐胡适作一次有关“儒学与卜朗吟哲学”的讲演，于是，胡适第二次来到小城波士顿。讲演顺利结束，胡适自己也很满意，毕竟“以数日之力写演说稿成”。事完，胡适当年在澄衷的朋友竺可桢在哈佛的红龙楼请胡适等吃饭，一共七人，“畅谈极欢”。席中，数胡适和哈佛的郑莱话多，“馀人不如余二人滔滔不休也”。他们“滔滔”了些什么？其中一个问题胡适记之甚详：

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吾与郑君各抒所谓“意中之舆论家”。吾二人意见相合之处甚多，大旨如下：

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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