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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偏偏，中国的多数民众甘愿受制于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在权威的鼓动下放弃来自日常生活的判断，而屈从于高深莫名的威严。

而鲁迅不。他要让真理与谬误重新回归到日常生活，让日常生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神性”的泥沼。

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希望的鲁迅，要扒下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张虚假面具，将那些摆放在圣坛上的器具扔到日常生活之中，让阳光的照妖镜还原出它的邪恶本质，祛除它的鬼魅气息——

女娲造人，将人看作是上天的造作，是奠定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重要逻辑基础。正是在“人乃神造”的掩盖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骗人的把戏才大行其道，让民众昏昏然沉睡，变成了麻痹神经的细腰蜂的毒针。

如何打破这一谎言？在《补天》这里，鲁迅并不是简单地来否定女娲造人，而用了弗洛伊德的“性苦闷说”来解释人的创造。这样，人不再是神造的，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面对的“*”的自然产物，这样产生出来的人，它本身并非完美。而性，并不是如旧文化的卫道者们眼中所认为的龌龊与肮脏。

甚至，女娲之所以造人，根本就是无意的，我们看：

“（女娲）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整个造人的过程，女娲都是没有目的的。这不但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女娲造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丝旁亘）人也”的反动论调，而且，对人是上天有意的产物这样一种概念也进行了否定：人不过是女娲无聊的产物而已。从而，有力地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人的“神圣性”；动摇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奔月》则更是将英雄后羿放到了日常生活的包围之中。在传统文化中，后羿是作为一个受后人崇拜的英雄形象出现在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自然是神圣的、凡人莫及的，甚至应该是随心所欲的。鲁迅在二三十年代的经历，显然感受到了“英雄”的困苦，因而将后羿放在日常生活之中，以颠覆人们对充满光环的“英雄”的认识。这里的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文化统治下的日常生活，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的“代理”，它对“英雄”的扼杀，即是传统文化对英雄的扼杀。鲁迅多次讲到过中国没有英雄生长的土壤，而《奔月》正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次否定。

一开始，作者就将后羿放在一种日常环境中。傍晚，后羿回到家，“在垃圾堆边懒懒地下了马”，“低头看看挂在腰间的满壶的簇新的箭和网里的三匹乌老鸦和一匹射碎了的麻雀”。接下来就是妻子嫦娥不满的牢骚：

“又是乌鸦炸酱面，又是乌鸦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又是乌鸦炸酱面的？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又是乌鸦炸酱面！”

这充分表现了日常生活在后羿这个昔日的英雄面前的强大存在。为了改善妻子的伙食，第二天，后羿决定走远些打猎，结果碰上的又是错射了老太太的母鸡，受到老太太的一顿奚落，倒赔了五个炊饼。接着又半路遇徒弟逢蒙的剪径，幸好用“啮镞法”才免遭遇暗算。

后羿毕竟是射杀封豕长蛇和九个太阳的英雄，他本应该得到人们应有的敬重与爱戴。可是日常生活使他英雄扫地，正如他自己所说：“偏是谋生忙，便偏是多碰些无聊事，白费功夫。”最终的结果，自然也是妻子嫦娥奔月离他而去。英雄竟遭到了传统文化塑造的日常生活的彻底抛弃！

这里，鲁迅并没有去否定后羿的传说故事，去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的存在，而是在这个既有的传说故事的细节空隙中，用大量的日常生活去填充，用这些细节重新去塑造英雄的形象，使人们从这些细节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的处境，颠覆传统文化中英雄的观念。

在《非攻》中，鲁迅照样没有改变《墨子》等典籍对这个故事的记载，在保持原有故事基本框架不变的同时，增加了许多细节，以表现墨子努力践行自己“非攻”“兼爱”思想的积极性。鲁迅这样描写墨子的不畏辛苦前往楚国的：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在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看情形，人口倒是很不少，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却到处存留。

鲁迅通过《铸剑》重申了“复仇”意识应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结构中的重要内容不可缺少。故事本是从汉朝刘向《孝子传》、曹丕《列异传》和东晋干宝《搜神记》中来的。但在原来的典籍《搜神记》中，只是客观地叙述了黑衣人代眉间尺实现了复仇理想的故事，其行为本身并没有上升到一种精神的高度。而《铸剑》则浓墨重彩地对黑衣人进行了塑造，并以原典籍中很多没有的细节，重塑了复仇精神。让我们看一下黑衣人回答眉间尺的两段话：

“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这些话可以从小说中单独出来读，它其实就是复仇精神和鲁迅不宽恕精神的一个诠释。此外，穿插在文中的黑衣人那些歌谣，痛快淋漓，沉深顿挫，充满悲壮的牺牲气概。这些，充分表现了黑衣人作为一个真正的复仇者，他不是仅为自己，而且是为复仇而复仇。他是复仇的化身，是复仇精神的象征。这样，鲁迅通过对复仇的颂扬，既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民精神增加了新的内容，重构了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国民性格，与他一贯强调的改造国民性互为表里；同时，通过这些细节，又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温、良、恭、俭、让”中庸性格的颠覆。

对禹的刻画，则主要是通过与环境的对比来实现的。在古代典籍中，只是客观地记载了禹治水的经过。《理水》则将禹治水放到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去，大量地描写了无聊的文人们的猜测与坐而问道，从而使禹的行为具有了一定的内在思想高度。与旧典籍中大禹的形象相比，《理水》让禹更加突出了实干与牺牲精神，并让这种精神成为在旧文化中难能可贵的财富。

《补天》中的女娲、《理水》中的禹、《铸剑》中的黑衣人、《奔月》中的后羿，《非攻》中的墨子，都是作者所肯定的人物。作者在旧文本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从旧文本大量空白处填入了日常生活的细节，用这些细节丰富人物的形象，使人物特征更加鲜明，从而超越古典文本，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的有价值的内容。

鲁迅不仅是将英雄放到日常生活之中，让人们重新认识，更是将孔子、庄子、老子、伯夷兄弟等人物，那些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看似无比神圣的人物，用不同方式拖进了日常生活的泥淖之中。

我们先看看鲁迅如何刻画孔子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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