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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我完全适应香港的学校生活，中学会考时，成绩在全港头十名之列，顺利升上预科一年级，准备报考当时香港唯一的一家大学，也就是香港大学。

在圣约瑟四年间，我建立了不少珍贵的友谊，与好几位同学至今仍保持联系。一位姓袁的同学，也是来自上海，是班中唯一能说上海话的同学，我学不好广东话，可就是因为他的缘故。但平心而论，在那些因不懂粤语而变得有口难言的日子，他是第一个给我支持和信心的同学，可惜在他升学加拿大后我们便失去联络。

一些课堂活动也令我印象犹新。比如化学课堂上有关勒沙特列原理的一次示范。勒沙特列原理指出：所有自然化合物，都是通过构成此化合物的各种元素将个别元素间互相施加的压力减至最小的过程而形成。因个子细小而有“小人”之称的化学老师，为了说明这原理，叫班上的同学使劲推他。最后他自然是给推到课室的一角，但直接把他推动的其实只有两三位同学，而这两三位同学又是给别的两三位同学所推动。这种紧密的结构，又称几何规律晶体结构。

Chapter02　上学去（6）

“小人”老师以生动有趣的示范，在我的脑海中深深印上了晶体的结构形状。我得感谢他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用这么简单的方法，认识一些复杂的概念。在预科一年级里，学校还为预科同学们提供了很多自我发挥的机会。

升上预科，许多同学都成为学校的得力助手，主要是照顾低年级的同学。当时我没有想过这责任的重要意义，回想起来，才醒觉这类活动有助培育我们成为富责任感的成年人，为将来进入社会作好准备。学校的确把我们当做成年人看待，我们也很重视和喜爱自己的角色。

反观今日的香港教育，我很怀疑不论目前的制度，还是建议中的改革，是否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基本上，教育的过程并非按直线发展，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真确知道我们怎样学习，怎样培养出个人的能力。教育的发展是一个演进过程，但香港的教育却太教条化了，这必须改变。

我们可知道一个婴儿是怎样学会说话的？我们能否肯定我们可以准确无误的与别人沟通？由婴儿到成人的学习过程中，我们真能获得足够的技能和知识，足以应付我们选择一生扮演的角色的需要？我们许多时不过是大着胆子摸索前进而已。

我们手上并没有神奇子弹，保证能射向正确教育和装备我们的目标，让我们能终生受用。现在，资讯科技的发达，令个人获取知识的能力大为扩展，父母和教师教养下一代的传统角色，是否应有所转变？

在我接受小学教育的日子，我学会阅读、写字和计算，与此同时，我有机会通过有趣的方法，探索更广阔的知识，而且常能得到专心致志的教师的指引，以及同学的互相推动。我学会紧记大量资料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各种学习工具，但绝不是硬背死记，而是运用脑筋利用这些资料和工具解决问题。即使在大学里，我学习的也只是如何利用工具令知识的发掘更深更广，并且要能触类旁通。我能将思想的羁绊减到最少，从而独立思考。我可以举个例子说明这点。

我新加入一家制造通讯器材的工业机构时，我的第一位上司对我说：“你设计的这个扩音器，为什么只用上了你由大学里学来的基本理论？这只是书上教的理论，你无须重复你已做过的事情，而是要运用学得的知识，创造出新的设计。”

我这才明白，我没有必要像回答考试试题一样，显示我学过多少知识。事实上，我不久便发觉，在大学里所学的，只有一小部分在工作上派上用场。在中学和大学里所受的严格训练，只是令我们学会怎样学习，以及在有需要时知道怎样求取新的知识。有必要明确知道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里学过些什么的人，是以教学为其志业的教师，他们才有必要将从学院里学来的材料、知识，正确无误地复制出来，传授给下一代，给他们的学生。

对于教学方法我们无须过于执著，须知资讯世纪的来临令人们更易获得知识，因此向学生传授的知识必须有助于启发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掌握追寻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些知识应有针对性，又能引起兴趣。测试学生的能力，不应只是要他们将课堂上所学原原本本地搬出来，而是要考量他们是否能运用学过的新技能。

对我自己的学习过程来说，我相信我实在幸运，能够走上一条理想的道路。在完成中学课程之后，我乘上铁行的号客轮，前赴英国接受大学教育。即使在远赴异国的航程中，我也上了一生中珍贵的一课。但在交代这次航程如何开启我的前路之前，我得先说说我的一点个人家族史。

Chapter03　无知岁月（1）

按照中国的传统，同一家族的人都住在一块。我的祖父母一代，仍保守着这传统。我们的家族，就聚居在一个大庭院的多个房舍中。

按照中国的传统，同一家族的人都住在一块。我的祖父母一代，仍保守着这传统。我们的家族，就聚居在一个大庭院的多个房舍中。向南的大屋，住了我的祖父母和他们尚未成婚的子女。两边房舍住的是我的已婚叔伯，每家房舍都是独立的。我父亲是第三子，在他的两位哥哥搬到两边厢房之后，他顺理成章也要搬过去。当时婚姻全凭媒人穿针引线，男丁按序成婚完全没有问题。祖父是长子嫡孙，自然也是一家之主，是家族名声的守护者，他希望弟妹子孙都能以其系谱为荣，要维护家声，光耀门楣。

我父亲与他的新娘子搬到厢房不久，便离家前赴上海。我母亲归宁，父亲则远赴美国研读法律。两年后他回到上海，已是位法理学博士，兼法律硕士。这种干才在当时极少，他一回国，立即就获市长接见，招揽为一特别法院效力，这法院乃按上海国际社会的要求而设立，专门审理与外国人有关的民事及刑事诉讼，以保障“国际市民”的利益。父亲尽管才二十多快三十岁，也没有执业经验，已获委任为华人法官，与外籍主审法官一道审案。他的任命，相信与他受过律师训练而且能讲能写英文有关。但如果是我，年纪轻轻便要与年长的外国法官共事，一定不好受。我想父亲的职位也是装饰的成分居多，而不是因他年轻有为而受到尊重。

后来我有机会向父亲叩问他年轻时的这段重要经历，他只透露一点点他审理过的一宗谋杀案。这宗涉及一位社会名流被杀的案件，成为报章的头条新闻，报道中也提到父亲的名字，令他也成了公众人物。但他没有向我们细说案件详情，他认为作为一个律师，案中情由必须保密，除了他和当事人，不能向其他人披露，即使在数十年以后。

那是个动荡的年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民国，但没有单一势力足以统御全国，各地军阀拥兵自重，雄霸一方。上海为蒋介石势力范围，他护卫中山先生有功，后获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当时上海仍是个条约口岸，分成三个区域：法租界、公共租界（由八个欧洲侵略国管治），以及华界。国民政府虽宣称上海主权为中国所拥有，但乐于让租界保持原来的运作模式，也因此租界一直相对安定平静。父亲在租界买了一套房子，过其二人世界的生活，这种“摩登”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可以不用活在双亲的监视之下。

他们不久便诞下一名女儿，几年后又添一男丁。我母亲身材细小，生育绝不轻易。可惜两名小孩都因染上麻疹而夭折，长女还未进入青春期，幼子才不过四岁而已。这种传染病在当年十分流行，数以千计的小孩都因受感染而死亡。母亲再流产了两次，才怀了我，这以后她的身体也变得羸弱了。也因此，我们两兄弟小时都备受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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