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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考试，时间很紧张，还临摹这样大的画，他并不反对，因为我初步掌握了他以前给我讲的笔墨及绘画方面的最简单的基础知识。所以老师说我画得有进步。但是老师希望我不要再画这些了，还是去画素描，画石膏像，画考试要求的内容。

老师拿出一套他的艺术作品集，要我回去好好看看，不许我临摹。我看到里边有一张“襟江阁”，我说把这一张勾一个稿子，回去再认真看看，我就在画案上找了张纸，把它勾画下来。我觉得老师这张作品构思很巧妙，画里的很多“奇”与“正”的关系处理得都非常好。看起来很舒服，画好以后，老师拿起铅笔再画上改了几笔后说，该黑的地方要黑，要画进去，该清楚的地方经过对比要清楚。又说，我画得太像他的东西了，不好，不好。我说您不是去上课吗？我想抄抄您的讲课稿。他说可以。

老师又手把手地教我画稿上的光线、黑白、深浅的安排。他说他去过几次漓江，也去过襟江，以前也画过，现在再画比以前感觉要好了，因为是在进步之中，不断地改正缺点。

后来有一段时间老师不在北京，去黄山，九华山写生去了。这里记录两件老师与我家交往的小事。

记得可染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的砚台不大好用。我们家有一方端砚，父亲让我给老师送去，老师用了后说，砚台发墨很好。老师就一直用着，后来有一天，他让我把这方砚台拿回去，说这方砚台很有观赏价值。我说给李庚用吧。老师说，他自己有砚台用。我只得把这方砚台送回家了。

我家祖上收藏有古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四幅条屏，文革时被红卫兵毁掉了题款和落款的两幅，还保留两幅，识者鉴宝后认为写得非常好，是邓石如的精品。可染老师听说我们家里有邓石如的字，很想看看。我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老师这样认真地教你，经常打扰他，还给你作品，又常在老师家里吃饭，既然你老师喜欢邓石如的字，咱们就把这两幅字送给他吧！我就把邓石如的字拿给老师。他展开一看，说这是邓石如的真迹，而且还是邓的精品，上品，非常好，他非常喜欢。他将条幅挂在画室里时时欣赏。后来我考上电影学院了，一天他把我叫去，指着邓石如的字对我说，这是非常好的东西，好东西不管谁都喜欢，他说对字揣摩学习了一段时间，日子也不短了，嘱咐我一定拿回家去。我说当时从家里拿来的时候，父亲就说是送给您的，我不能拿回家去。老师说，不行，一定要拿走。我坚决不拿，转身走了，就是要上学校去了。

隔了好几天，我又去了老师家。他把墙上邓石如的字摘了下来，用纸包好放在了画案上，老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请你对堂上的令尊说，这东西是他的，李可染命令你把这个东西交还给令尊大人。”然后，他在包好的纸上面，又包了一层布。我没办法，只好遵命将字带回家。

78年4月12号这天，我去老师家里。老师说有些事情要和我商量。这时候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是高考的困扰，因为我这一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另一方面就是我决心走画画这条路，成天画素描，功课也不复习了，文化课也不上了，一心要当画家。

可染老师问我对前途怎么考虑的，我说考虑了，就是画画，将来当画家。老师说，“又说糊涂话了，你美术学院都没有上过，当个什么画家？”他强调我在他那里学的只是一些基本常识。当得知我已经好几天没上课，也没复习了，他说“那哪行啊？赶快回去上课去！”这时师母也过来了，劝我说：“你不要一门心思总是想着画画，每天挤出一点时间画就行了。大学最好还是要考的，考一考看吧，看看你的能力吧！”

可染老师又说话了：“只有站在高山上，才能看的远啊！我画了一辈子的山，才悟出这么一点道理来。”听了老师的话，我对于高考心灰意冷的心态慢慢转变过来。

可染老师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协会后，中央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画家李可染的专题片。4月24号这天，我去老师家里帮了一天忙。那天和老师、小可等人一起说话时，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和老师很少的几张合影之一。

4月28日这天下午我又去了可染老师家。我顺便给老师带去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家前几天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一个文革期间的印刷品，上面印着醒目的黑字　“打倒黑画家李可染”。还有一张可染老师1962年画的唐代诗人贾岛的苦吟图。上面打了一个大“X”。批判文章的题目是“李可染为什么画贾岛？”

可染老师看了，半天没说话。过了好长时间才说，“这个要留下，我还得画！还有钟馗，我也得画！”

老师突然对我说，“我除了画画还会拉胡琴，你知道吗？我拉得还很专业呢！我小的时候，京剧在徐州很流行。11岁时，我迷上了拉胡琴。那时候，每每听到从街上传来的胡琴声，我就激动得心跳。父亲从地摊上给我买了一把旧琴。从此，我常常跟在街头卖艺人的后面，偷偷看人家拉胡琴。有时候，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跟着人家大街小巷地跑，盯着艺人演奏时的指法、弓法，默记下来，回家就照葫芦画瓢，模仿，苦练。”

说到这儿，老师叫我快把胡琴拿来，他要拉。我到他的卧室把胡琴拿了过来，然后找一块布，上上下下把胡琴擦了个遍，又用松香擦了擦弦子，说，“今天你就是我的观众，画案子就是舞台，我要演奏一曲。”我说怎么画案子是舞台呢？你不画画了吗？他说他不画画了，连说了二，三遍。他叫搬把椅子来，放在他的卧室门口，他慢慢坐了下来，全神贯注地拉了起来，我对京剧以及京胡都不懂，只觉得老师当时非常投入，完全进入了演奏的状态，只听得琴声清脆，高亢，他嘴里还跟着哼哼。拉了有很长时间，他停了下来，问我：“不明白吧？？”我说：“嗯，不明白您到底拉的是什么。”他说不明白就对了，经常糊涂点好！别像他似的这么明白，他说他难得拉一回京胡啊！

我开始还以为老师拉琴是因为高兴，后来回家的路上想起老师看到那个批判材料的神情，还有老师说的话，忽然觉得自己不该把那张印刷品拿给老师看，触动老师的痛处。文革给老师带来的伤害和侮辱，常常使老师不堪回首。后来问师母才知道，那天老师拉的曲子是京剧曲牌子“夜深沉”。在京剧《击鼓骂曹》中，祢衡一边击鼓一边斥责曹操用的就是《夜深沉》这个曲牌来烘托气氛的。

十九、我的第一块手表

后来再去可染老师家，只见墙上挂着一张他刚画了不久的《苦吟图》，比1962年的那一张还要好。这时老师把我带给他看的那一张印刷品又拿了出来，让我好好留着，一定收藏着，我说：“是。”

高考就要开始之际，我家附近的总政排演场外，贴了一张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上面有摄影系的招生介绍。报摄影系的人要求身体强壮，身高以上，视力要，身体特别健康，能适应野外作业，拍片。我一看这个动心了，心想我小时候就参加过《洪湖赤卫队》、《锦上添花》等电影的拍摄，当过群众演员，自己还有艺术基础，我自我感觉很符合报考条件。

赶去三里河老师家和他商量，他说：“还是那句老话，画画是一辈子的事，学习电影过了这个考试的机会就没有了。电影有很多专业科技知识，这是我和其它艺术院校没有办法教给你的，可以利用学习机会，认识艺术规律，领会艺术本质，进行艺术创作。用电影手法改变时空概念，这是一门很好的学问。”他建议我第一志愿就报考电影学院。听了老师的话，我就报考了，结果还真的考上了。

这天，邮递员丁阿姨给我们送信，她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对我父亲说：“你们家小伟考上了，得请我吃巧克力啊！”邮递员同志的一句话，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可染老师时，他给我吃巧克力的情景。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通知书从我手上掉在地上两次。这时，我嫂子送给我一本精装的日记本表示祝贺，我也来不及放下，拿着录取通知书就往老师家里跑。

可染老师看了通知书，连说“太好了，太高兴了！”他看我手上还拿个日记本，就在笔记本上用毛笔给我写了三个大字“精于勤”，还打了章。写完以后，一看，说是怎么写在这么好的笔记本上了，其实桌子上就有空纸，他也是高兴得忘了。他又立即给我拿了两块钱，要我买巧克力给邮递员送去。我高兴得这一回也没顾得上谦让，拿了老师给的钱就去买巧克力去了。

上学以后，我到老师家里去的时间就很少了。我和五位同学同住一室，他们每人都带有手表，我便从家里拿了一只马蹄表看时间。

一天我来看老师，他问起我上学以后的情况怎么样。我说我们6个同学住一个宿舍，他们手上都有手表，家里给了我一个马蹄表看时间。那时候我父亲还没有落实政策，家里经济不宽裕，也买不起手表。可染老师听了说，有个手表还是有利于学习的。他问我一块手表多少钱？我说得几十块钱呢！他说我送你一块吧。后来我的一个在北京手表厂工作的亲戚帮我买到一块“双铃牌”手表，价格还是优惠的，是50块钱，可染老师给了我买手表的钱。当时我的心情特别高兴，这可是我戴的第一块手表啊。他一看我带上了手表，笑着说，你还真像个大人啦！他问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在香山读《留侯论》的事吧？他要我再给他背一背。我立即背道：“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深远也……”。老师说，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及时向老师请教，上课一定不能迟到，你看，现在手表也有了。回到学校，我在笔记本上记述了老师赠我手表的事，同时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时间对谁来说都是公正的”。

到了1979年1月份，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加上同班同学张艺谋等人的帮助，我在学业上也有了长进。这时学校还给我们摄影系的同学发了一台135海鸥205旁侧取景的照相机。这个机子是上海牌子，实际是在江西产的，比上海的DF要便宜一些。尽管如此，有了照相机，我手上就有了工具。

我拿了学校的照相机到了老师家里，朝老师“显摆”自己的新装备。不过我对老师说，我虽然学了照相机的使用，可是老师没有教该怎么拍照片。老师说，“好，我教你。”他指了指画室的窗户说，光是从那里来的，他站在窗前不远的地方，好比是一座山，问我的照相机机位，应该摆设在什么地方才能拍好这张照片。我跟老师开玩笑说，“您拍了电影纪录片，老师也成了摄影师了，也能当导演了。”老师说：“我是画家，在你面前我也演过了，现在我是导演，我要给你导个戏！”他让我看仔细了，然后换了一间深灰色的上衣，站在那里让我拍，说：“总导演李可染要导戏了，开拍的时候要告诉我一声！”其实我已经选好了背景和角度，老师见我总是不拍，抱怨说我拍照的动作太慢。稍微一停，老师说，“你拍完了吧？”我说；〃是的，拍完了。〃他说，“好，好，把照片给我洗出来，我要给你提意见！”

我把照片洗出来后，给老师送到家里，他说拍的不错，到底是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有水平。说完，老师把照片拿到自己的卧室收了起来。这张照片我给老师洗了好多张，当时许多报刊，杂志采访老师，老师就把我拍的照片给了他们，大多都发表了。这时老师对我说，我的学习重点应该转移了，现在大学一、二年级就要把基本课学好。“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和我一起聊聊天，看看我画画，我看看你拍的照片，听听电影学院里同学的故事。”他又建议我毛笔字暂时不要写了，原因是我在电影学院的学习太紧张，学摄影要和物理，化学感光材料结合起来，还有方程式，结构式，分子式都在我的脑子转悠，我感到很吃力。老师命令我一定要学好基础课。于是，我也就认真下功夫学了起来。每天晚上十点钟下晚自习，学校统一关灯后，我就躲到电影学院小放映室，用黑纸把窗子堵上，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苦读到深夜12点以后。就是这样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还只是七八十分，属于中下等。到我毕业时已是全优了，这是后话。

入学后的一天，可染老师问我还有什么打算？我说文化大革命后，经过一场浩劫的文化名人需要抢救性的保护，我应该把他们这些仅存的“活文物”的风采，通过摄影机留存下来。他们大多数人年龄都很大了，再不拍，恐怕就来不及了。因此，我想拍一套《中国文化名人》。他一听，愣了，说：“这个小孩的胆子太大了，不听话，功课都跟不上，还要拍这个。”我说功课一定要跟上，怎么都得跟上，这个要是不拍，就没有时间了，这也是抢救祖国的文化啊！

老师许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要进自己的卧室休息一下，说：“桌子上有好多杂志，书籍，你先看看吧，我有点累了，要休息一下。”过了好长时间，老师从卧室走了出来，看来他也没睡觉，他说要和我坐在一起，把这事商量商量。

我说你是我的老师，我要干什么事，都得先给你说，问问你，跟你商量。

过了一会，老师看了看我，说：“那就拍吧！

老师说他认识不少文化人，在不影响我的学习情况下，会帮我介绍几个人物，让我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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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优良传统

拍摄中国文化名人的事情从1979年2月份开始，正好我放寒假，我准备去广州，拍摄著名画家关山月先生和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

父亲很支持我，专门为我买了一张飞机票。可染老师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我认识关山月先生。老师喜欢广东，去过好多次，他让我去好好看一看。老师给关先生的信是这样写的：“山月同志，兹介绍北京电影学院邓伟同志前往拜访，恳予接待，匆颂大安，可染二月二十四日”。

我从严寒隆冬的北京一下子飞到广东，气候瞬间大变，身上的羽绒服也穿不住了。我拿着老师的信见了关先生，关先生也很支持我的工作，不仅让我给他拍照，还帮我又介绍了广东的著名画家像黎雄才、廖冰兄、散文家秦牧等。关先生看过李可染先生的信以后亲切地对我说，这封信是可染先生的墨宝，你就留着吧。我向关先生表示了谢意。

在给关先生拍照时，刚对好焦点，我忽然流鼻血了，血点还滴在了关先生正在画画的白纸上。关先生一看坏了，连忙叫夫人拿湿毛巾来把我的鼻子堵上，一边堵鼻血，我一边选角度，总算没有耽误拍摄。关夫人说我可能是水土不服，北方冷，这边热，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着急，既然是可染先生把你介绍过来了，就要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有什么困难就说。

广州到处绽放着木棉花，真不愧是一座芳香四溢的花城。我因为在广州的时间很短，来不及多看此间的美景，又去熟悉下一步拍摄的线路，回到广州市委招待所已经天色不早了。我刚进屋，招待所的服务员告诉我，有一封信要给我，还有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关先生亲笔写的：“小邓同志，你的鼻血好点了没有？我跟夫人给你准备了一些药，这也不是药，是广东的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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