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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然而，这场“苦迭打”从玄武门对李建成射出第一箭开始，到最后将老爷子逼当太上皇为止，作为电视连续剧的每一出，每一个分镜头，无不充满了“慝”。这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足可以看到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为攫取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早就准备“蹀兄弟之血于国门”，无恶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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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夫之说，别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当他“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这时候，做出如此禽兽不为的恶行，他的结论是，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不可复列于人类矣”（《读通鉴论》）。

唐朝的钉梢（5）

王夫之的结论告诉我们，再伟大的人，都有其“伟小”的一面。“伟小”这个词汇是不存在的，它的意思却人人都能体会。知其伟大，识其“伟小”，大概就是我们阅读历史时，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辩证法了。

然而，成则为王败则寇，在中国，谁赢了，谁就嘴大，谁就有理，谁输了，谁就会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一部“二十四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大嘴史，失败者的完蛋史。我的古代同行，那些中国文人们，也许本意想写出真实，也许内心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可他们有这个胆子吗？他们敢不视胜利者的眼色行事吗？领导画一个圈子在那里，打死他也不敢出格的。因为他们得靠皇帝老子赏饭吃，不知什么时候皇帝老子一不高兴，摸摸你的脑袋，捏捏你的脖子，怕是吃什么都不会香的了。

这样一来，文人们便努力放淡得无味的屁，尽量闭上说真话的嘴。于是，玄武门之变的负面部分，肮脏部分，黑暗部分，见不得天日的部分，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唐太宗的“慝”，　在竭力讳言，拼命粉饰，乱加窜改，尽量湮没以后，后人从那些语焉不详的记载中，休想了解当时那场骨肉屠杀的真实历史。

历史，总是让你看他要你看的那些，所以，信史不如疑史。

不过，平心而论，李世民公元626年的武装政变，夺得帝位，对他个人而言，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这与他公元617年至627年荡平群雄，建立唐朝，以及公元627年至649年的贞观之治，一统宇内，可视为他平生三大杰作。中国历朝历代的宫廷政变如家常便饭，不可胜数，但达到李世民这次“苦迭打”完美水平者，找不出第二个。

李世民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夺得帝位，也漂亮。

就政变，谈政变，你不能不佩服李世民之英明睿智，神武果断，坚定决绝，毫不“费尔泼赖”，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的王者风度。综观这次“苦迭打”的全部运作过程，那完美娴熟、毫无漏洞的韬略，那击中要害、攻势凌厉的战术，那策反御军、瓦解劲敌的阴谋，那重点消灭、下手无情的残忍，若不带王夫之的正义感，从政变学的技术角度来看，那父子三人，败倒在他名下，也是活该。他太强了，不是一般的强，而那三位，一个是笨蛋，一个是混蛋，一个是老糊涂蛋，只好出局。

我不知道秦王府的谋士们，在策划这次政变时，事先作过政治预案没有，敌我双方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战果，当得上“多、快、好、省”四字。最少的流血，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佳的善后，几乎不到一个对时，基本结束战斗，太阳尚未完全落山，战场业已打扫干净。人不知鬼不觉中，太极宫出现了新的主人。

整个长安城几乎没有被这场“苦迭打”惊动，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加之那时没有手机可发短讯，没有网络可传消息，也没有“娱记”和“狗仔队”报道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李渊那两个宝贝儿子，竟联合起来给他们的老爹戴绿帽子。也许，这次“苦迭打”的起因，是个永远的谜，究竟这对难兄难弟，睡了他父亲若干太太中的哪几位，连史家都捂着嘴，摇着头，以一句“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来搪塞后人。

夜色朦胧中的上弦月，照例挂在城墙的角楼上，它发现谁也不觉得六月的这一天，在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切，对大唐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平康里那厢的性服务行业，姐姐们照常开门接客，酒家胡开的西域饭店，半裸的胡姬笑靥迎人，曲江池的进士们经常聚会的歌厅，妖娆的歌伎馀音绕梁。总之，夜未央的长安城，仍是一派升平景象。

这种投入极少、产出极大的政变，可谓破天荒的纪录。不是我们中国人总爱炫耀那辉煌的过去，就拿这个“coup　d’Etat”来说，翻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它解释这个词汇所引用的例证，简直令人笑掉大牙。书中认为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波拿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为典型的政变。哦！天哪！那小儿科的叔侄俩所搞的“苦迭打”，与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李世民政变水平何以如此之高，因为他“夺大位之心”久矣！

唐朝的钉梢（6）

大唐王朝建国以来，内忧外患，立足未稳，李世民当然不会搞“苦迭打”。公元621年（武德四年），解决了窦建德、王世充两位军阀的内忧以后，而外患突厥颉利可汗还在结集力量之时，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苦迭打”的谋划了。虽然正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反复强调，是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让，退得无可再退的自卫反击，这当然是御用文人的说辞。掌握了国家机器和舆论导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让其秉笔直书，他们也不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个脓包；第二，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绝不是他的对手。逼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弹，正是其狡猾处。两兄弟根本不晓得他们自以为得意的，施之于李世民的一切恶行，恰好给了李世民用来制造舆论、邀买民心、激励部属、提升形象的绝妙卖点。

同年六月，李世民开始进行政变的试探，他搞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以献俘的名义，以凯旋的形式，亲率野战部队，进入京畿重镇，直接挑战太子的近卫军和皇宫的御林军，实际上是准备武装叛乱的实兵预习。

正史是这样记载的：

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旧唐书》卷二）

如此旌旗蔽日的千军万马，如此剑戟戳天的铁骑劲旅，这不是示威，还能是什么？老爷子无论如何也是“悦”不起来的。没有办法，他有愧于这个儿子，对这位拥兵自重，率部压城的秦王，他有沉重的负债心理。怎么办，李渊只能以超规格赏赐来安抚他，实施政治上的赎买了。

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新唐书》卷二）

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两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旧唐书》卷二）

为什么老爷子感到歉疚呢？据《新唐书》载：“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没有秦王，不可能有李渊的今天。但是，武德元年，禅隋立唐，按嫡长制的封建继承传统，他立李建成为太子。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却是一步臭棋。这个庸君，多好说不上，多坏也说不上，指望他有超常的英明之举，立嫡选贤，是不可能的。但这样一来，摆不平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儿子，制造了三兄弟的尖锐矛盾，成了老爷子的心病，也成为唐朝初年的乱源。

一、　李世民一心要“苦迭打”，而且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二、　李渊怕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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