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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决定》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的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列中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会以后，却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为副主席。原来的几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所谓“革命”（5）

所幸的是，在讨论《十六条》的过程中，经周恩来和陶铸等人努力，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的提法，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更大支持，于8月18日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首次接见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

就在8月18日这天的大会上，林彪发表了一番煽风点火的讲话：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虽然林彪煽的是阴风，点的是鬼火，但这些话却迎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由于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红卫兵组织很快便如雨后春笋般衍生开来。

也是在8月18日这天，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闻名世界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当晚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有别有用心的人煽“火”，周恩来只好随时准备救“火”。

到了8月下旬，红卫兵运动开始进一步冲击社会。这对政府总理而言，是万分焦虑的事。社会不能乱，这是常识。要想通过所谓的“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的心态，正如7月29日他在出席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时所说的：“我们做领导的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就是‘怕乱’”。

为避免红卫兵运动的洪流泛滥成灾，周恩来指示改组后的中共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

8月24日，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

8月26日，周恩来出席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周恩来此举，是为了向联络总站交代任务，以期此机构能对红卫兵运动起到一定的好的引导作用。

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宣布：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

为加强对联络总站的领导，周恩来还提出在总站内设立一个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

联络总站设立后，按照周恩来的意思，于9月1日和10日召开了两次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周恩来亲临会场宣讲党的政策，规范红卫兵的行为。

在9月1日的第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坦率地对红卫兵代表们说：

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坏分子钻空子。

红卫兵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

组织问题，希望各大专院校、各中学都要注意抓一下。

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起码应有三个组织：全校大会、代表大会和领导机构。没有这些，就会组织涣散，领导无力。你们要注意防止两个脱离群众的现象，一是脱离本校的群众，一是脱离红卫兵本身的群众。

周恩来最关心的，还是生产和业务，所以他一再强调，运动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

他苦口婆心地说：

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

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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