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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部分（第5页）

工作同时开展，使城市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导

致革命的胜利。于是，１９２８　年　２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宣称：

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

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

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

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①关于　1928　年　11　月报告的有关节段，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59　页。毛泽东　1929　年　4　月　5　日的信，

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3　卷，第　37—45　页。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第　4册，第　45—46　页。（着

重点是俄文本加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新的浪潮正在开始，所以，浪潮一

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必须采取步骤建立工农独裁制，这封信给李立三的立即行

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全国危机和革

命高涨底另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但是，虽然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共

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和红枪会之类古老团体的

活动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

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

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　１９２７　年严重失败后的消

沉状态”。②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合理

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较熟悉的活动，却不

仅是更为基本的，并且最终更有决定性。就李立三来说，他起先远比共产国

际对农村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更持怀疑态度。可是在　１９３０　年初，当他开始制定

夏季大进攻的计划时，他惊奇地发现红军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辅助力量，来

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钳形攻势使胜利成

为可能。

关于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各执

一端，莫斯科则持温和主义的立场。至于其他两点，即革命的时间表和中国

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

的，而与莫斯科对立。

李立三与莫斯科关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

的通讯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数月之久才能到达，而被弄得有点模糊不清。

结果是，两方领导往往是针对早已放弃的立场作出反应的。只举一个例子，

共产国际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　７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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