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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部分（第3页）

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见李锐：《学生

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　年第　1　期，第　176　页。

“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　４００　万。①

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　１９２６　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

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

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②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

的概念只是在　１９５１　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　１９２６　年初就承认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１９２６　年　９　月他竟为农村

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

来。③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

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

别注意，因为自　１９２５　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

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

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

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

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

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

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

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

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①

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力的严重性，以及农村的革命

势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还进而反对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

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

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

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

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

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

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

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

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尽管这里也仪式般地提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段话的含意很明显，

是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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