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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部分（第2页）

日）。

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

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

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

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①

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

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

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

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

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

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１９２２　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

（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

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

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

验，于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

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

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

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

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回

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②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

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

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１９２２　年夏，毛泽东参与组

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１５　个

月以后，即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

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①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

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

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

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　１９２３　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

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

是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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