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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部分（第3页）

政府以货币征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开的市场上为其庞大的军队购

买米谷。但是，随着米价暴涨——１９４１　年　６　月平均价格高出战争前夕　２０　倍

以上——维持军队的费用已变得难以支持。因此，自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开始，中央

政府从各省接管了田赋的征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货币课税（在非产米区按

小麦和大麦等其他粮食；在罕见的情况下征收棉花）。然而，这样征收的粮

食仍然满足不了军队和公务员的需要。因此在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政府着手实施粮食

的“征购”（在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改为“征借”）。这就是说，纳税人现在不得不

向中央政府输送的不仅有土地税，而且还有大体相当的粮食，纳税人对后者

以后将得到补偿。

通过这些措施，中央政府获得了有保障的食粮来源。它不必再以法币在

公开的市场上购买昂贵的稻米。这减少了印制新钞票的压力之一。然而，这

种粮食税极易被侵吞。这种侵吞使农民深为不满，也促成政府道德上败坏。

张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观的政府高级官员，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田

赋征实的）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为军队获取低价食

品的眼前利益。”①

尽管政府在开发新税源方面并非明显地成功，但它确实果断地限制了开

支。在　１９４０　年，政府认识到放手鼓励经济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

通货膨胀倾向，它收缩了信贷政策，并削减工业和交通的发展。然而，最重

大的节约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员的工薪。政府认识到只有印制巨额的追加货

币，政府雇员的工薪才能保持与上涨的物价同步，因此直到　１９４４　年政府实质

上未增加工薪。官员们工薪的票面购买力，在　１９３７　年与　１９４４　年间下降了约

８５％，而士兵们则下降了约　９４％。当然，官员们事实上部分通过食品和住房补

贴得到资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从兼职获取兼薪以维持生计。还必

须承认，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和人口两者都比战前小得多。无论

如何，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政府的开支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是下降的。虽

①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44　页；又见杨格：《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胀》，第　25—26　页；

关于田赋，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　45—70　页。

然不可能精确，１９４４　年政府实际．．的现金支出已经下降到它战前支出的　１／４　以

下。政府是在挨饿。

政府靠压低其雇员的薪俸来节约开支，是否明智尚难断言。低薪金迫使

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参与侵吞，通过与占领区未经批准的贸

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谋取损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职。反之，假使政府让士兵

们和官员们的工薪与正在上升的生活费用挂钩，那末政府赤字必将大量增

加，从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压低政府支出的手段，

是裁减军队和官僚的规模。这将会紧缩开支，并可能增进效率。但是，出于

政治原因，这种措施未能采纳。

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４　年，物价每年上涨约　２３７％；１９４５　年仅　１　月到　８　月，价格

就上涨了　２５１％。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

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与　８　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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