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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部分（第5页）

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　350　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

部分。陈达估计另有　1075　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

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　5000　万。见张嘉璈：《恶性

通货膨胀》，第　14、25　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　79　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

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恨下

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

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歆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

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

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

失。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

全消除。②

①　　“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②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　62—68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

第　9—12　页及各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年的恶化：军事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

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③

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

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

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

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

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

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　１９４５　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

态。

国民党人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这时，日本的领导人

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皇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

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

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首先，他们巩固自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以

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　１０％的土

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许多

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①

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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