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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4页）

和妇女。以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年）为代表的一代到日本寻求西学，以胡适

（１８９１—１９６２　年）为代表的一代则到西欧和美国。这次留学的规模有多大还

不完全知道，因为，举例来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大大超过毕业生。

据估计，１９００—１９３７　年的注册生为　１３６０００　人，而　１９０１—１９３９　年从日本各类

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的最适当数字是　１２０００　人。①留日学生所作的政治贡献在

１９１１　年的革命史中极为突出；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却普遍受到忽视。１９１５

年后日本的扩张政策导致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日益上升，

都掩盖了中国在学术上受惠于日本；今后的研究无疑会发掘这一问题并予以

评价。①

中日对抗有助于共和中国的学者转向西欧和美国。中国学生长途跋涉来

到西方，需要更多的经费，因此选拔得更加仔细，具有更明确的义务，也更

有可能完成学业。有一个估计数字是　１８５４—１９５３　年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

达　２１０００　人。②

然而，这些数字可能需要进一步推敲和分析，很明显，２０　世纪从西方回

国的两万左右中国留学生是一个人数甚少但颇有能量的群体。他们在大约四

①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　M。詹森著第　6　章，引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是这位研究中

日教育关系的日本第一号专家的主要著作。

①汪一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综述的主要内容，实际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学习以及

关于这个题目的以后许多方面的大量资料。中日学术关系各个方面在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

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②有多少人毕业不明。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　119—120、167、185　页

引用华美协进社的资料。

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旧政权的进士一样少。他们的前辈三年一次在北京考

试，习惯地接受对皇帝——他名义上主持殿试——效忠的人身约束，而这些

民国的学者们则觉得，他们的国外经验坚定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忠诚。这些

新的“留学生”精英更加铭记宋代改革家范仲淹的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③留学生涉足政府、工业、自由职业、艺术和教育等领域

的比例尚不清楚，但显然他们都享有从旧习俗和现代革命得来的特殊地位。

他们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中发挥作用。那些选择从事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人

坚持传统，认为学者并非仅仅是技术专家，他必须像政治家那样代表整个社

会——亦官亦民——去思考。这种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从欧美回来的新的领导

者建立起来早期共和国的学术机构——一个　２０　世纪的国家所需的学院、大

学、图书馆、实验室和研究所。

他们是遴选出来的（或自我选拔出来的）少数在学术上达到了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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