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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部分（第2页）

法来发动穷人。然而，人们不应把农村人口的各个阶层在经过共产党上层周

密的政策加以改变后的行为，看作是以前的分裂的简单表现。

被发动起来的农民一旦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也就发现自己是一部

行政机器的零件。在短暂的海陆丰模型和后来的发展之间，只有一个真正重

要的区别：毛主义的建设很持久，从而能达到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形态的新

阶段。毛成功地组织并维持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政权。著名的群众路线说明

了革命精英转变为统治精英的问题，这样的精英必须同时既建立国家，又进

行革命。在江西时期一旦感觉到最初的政治紧张状态，这种两难的困境便立

刻出现了。像　１９４９　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干部那样，已成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的江西农民受到两面夹攻。他们不得不执行一些

不得人心的指示，尽管以后会被指责为专横过度，例如，强迫他们不情愿的

同村人购买过多的公债券，甚至“自愿地”无偿交回他们已购的债券。①　　１５

年后，在中日战争末期和内战期间，地方干部的新的偏向（这次是“右”倾

而不是“左”倾）被认为应对土地改革软弱和发动群众迟缓承担责任。对干

部们就是这样，但是，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与以后共产党的控制

之间的连续性，就农民群众的行动来说也保持下来了。１９４６　年豫鲁边区刚宣

布红军的征兵运动，当地的农民便“送他们的年轻人去外乡投亲”。②（在

１／３　世纪后，被送到别的村子里投亲的是年轻妇女；当时正值　１９７９　年加强计

划生育运动，这次不是为了逃避“志愿”征兵，而是为了躲避强制流产。）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在自发的农民骚动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的中断处

架起一座桥梁，而是把它加深了。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继续。自发的农民骚

动具有与传统欧洲的“农民忿怒”共同的特征。对上述许多事件，我们可以

采用一个研究路易十三时期诺曼底“赤脚人”暴乱的法国历史学家所做的判

断：“异常的不满情感的偶合完全不同于旨在获取共同结果的商定的起义准

备。”③它甚至更不同于列宁式的革命准备——有计划的夺取政权。即使因战

略或组织问题而延缓时，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决不会丧失他的终极目标。相反，

农民骚动并不以夺取政权为目标。我们归类为“自发骚动”的各种根本不同

的创举的唯一共同目标，埃里克？沃尔夫评述为：“农民为保持传统而战。”

①留恋过去，只记得过去好的方面，或者，因过去不能回来而维护一种农民有

年》，载黄宗智等编：《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1927—1934　年》，第　7—13　页。

④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文献研究》，第　169　页。

①许经义（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政策，1931—1934　年》（印第安纳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1

年），第　449、450　页。

②佩珀：《中国的内战》，第　294　页。

③迪瓦尔？卡亚尔所说，见迪瓦尔？卡亚尔和格里库尔？吉耶：《17　世纪和　18世纪诺曼底研究》，第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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