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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3页）

论会，1979　年　3　月），第　17　页。

①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738、787　页和附录第　217　页注　87。

因此，广东注定要开创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素质”强烈地取决于它的

联系（因而也是传统）；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人孙逸仙的革命继承人，

孙逸仙出生的南部地区比其他地方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感染力和影

响力。海丰第一批农民协会本身与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灌输无关，但是由于没

有任何革命遗产，总能让人指出当地人的尚武传统——由于持续不断的世仇

和私斗而保持了活力。海丰的居民有着好战的名声；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中国

人更重视搏斗中的勇敢，并且多年来他们一直随意支配一种争斗的工具：交

错于整个地区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准军事组织。经常推动他们进攻邻居的强

烈的地方主义偶尔也会使他们起来反对当局及其外来的代理人；在海丰，文

化大革命表现为当地居民与外来户之间的斗争，并且特别残酷。①

简言之，记录下有利于彭湃事业的当地居民的经历和倾向是很容易的；

同样，指出西部的山脉屏障把海丰与该省其他地方隔开，并给该县一种战略

优势（并不单是进一步加强了地方主义），也很容易。强调客家和福佬（原

籍福建的人）的特殊风俗和习性等等，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所有这一切

都只在一点上具有说服力。从战略的眼光看也同样容易反驳，海丰的山无论

如何并没有提供能与井冈山或更北方的山脉——它在中日战争期间为共产党

的武装力量提供了避难所——相比的藏身所。地方主义和向外看的态度在某

种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用语：如果外来的影响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海丰，那

么它们肯定也削弱了地方主义。首先，我们提出的各点都没有影响彭湃试图

唤起的群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那样的状况是很容易引起愤怒和动乱的。但它们与中国其他地方普遍存

在的状况并没有根本不同。它们确实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家庭拥有的土地

分散较广，地租稍低），但穷人未必因此受害。其他非典型因素（如两县居

民中渔民和盐民比例高）可能有利于动员群众，但没有特别的证据可以证实。

更重要的事实是：用全部时间耕种的人中，拥有自耕土地的人所占的比例比

中国其他地方低（虽然并不比广东其他地方或东江地区其他地方低）。在　１９２３

年，海丰大约有　２０％自耕农，而有部分土地者占　２５％，佃农占　５５％。私人拥有

土地的平均地租既不高于也不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土地短缺与人口最密集的

中国东部和东南部一样严重。总而言之，在　２０　年代早期，海陆丰农民和渔民

的生活条件与同一时期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多数农民相似，差别并不明显。①

说得更扼要些，这个国家东南沿海的这两个县的特征不能解释为什么现代农

民运动产生在这里而不在其他地方。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彭湃　１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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