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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5页）

来的难民营中，农民愤怒地与那些仁慈的人发生争论，因为后者决定给已经

③我保留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识别出来的六个特点中的三个：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

1919—1949　年》，《外交政策》，第　2　期（1968　年），第　124—129　页。

①乔启明在　1925　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特牢有　15　个犯人，其中　5　个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

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　30　元，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

佃问题之建议》，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109　页。

②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　31　页。

③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40　卷第

2　期（1981　年　　2　月），第311　页。

①《新无锡》，1932　年　6　月　4　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5　页。

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贫困支配这些态度，也说明了农民骚动的第三个

特征，即几乎不变的自卫性。铤而走险只是最后的手段。１９３７　年春荒期间，

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

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

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②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

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③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

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④更多的是农

民乞求地区官员没收他们的土地，以解除缴纳超过他们财力的税款的义务（如

１９３１　年春湖北罗田县两三个村四五十个农民的案件）。⑤

农民可能对一种新的形势或一次外来的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但他们

从不采取主动。可以这么说，他们任凭对手作主。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在某个

时候，或者同时，就是当局（增加税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

收后坚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爷（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邻居（纵向运

动），土匪——或派去镇压土匪的士兵。基本点是农民自己很少为了改善他

们的命运，或更有理由，为了结束他们所受的剥削而主动拿起武器。只有当

形势恶化，①或他们受某种新措施威胁时（即使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改革），

农民们才会起来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复原先的形势。

在每一次农民风潮或动乱的根源里，几乎总有一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

特殊的革新。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

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

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与那些参加诸如太平

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

和那些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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