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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1页）

代后仍未被同化。①同样，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广东东部特有的地区性

冲突也没有把富有的地主与他们的佃户或其他少地的农民分隔开来，而是使

敌对的社区对立，每一社区都有自己惯常的贫富剖面。红旗会或乌旗会的领

导人通常是一个富人，他能用他的财富和影响去贿赂或恫吓官员，并保护他

的追随者们抗税和反抗敌对的旗会。实际上，正是这种保护保证了农民对其

所属旗会的忠诚——由于敌对旗会的活动助长了不安全，这种保护在这里甚

至比中国其他农村更为必要。

佃户与地主间的冲突可以用正统的说法称之为社会性冲突，而纵向冲突

只表明地方上的狭隘性：敌手不是富人，而是“其他的人”。有时，外人是

来自其他地方的劳工（也是农民）；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是为了土地和水，

而是为了就业。１９２１　年，中国国际救灾委员会在建造北京至天津的公路时（为

把粮食运到需粮的地方），从山东招募了　２８００　名工人，这就出了麻烦。在开

工的那天早上，河北的农民在流氓的协助下，袭击了这些外来人，并将他们

①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1921—1933　年》，载　J。谢诺编：　《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

社，1840—1950　年》，第　221—222　页。

②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第　18—19　和　24—29

页。

①若干移民确实是外国人：在辽宁东部万宝山，500　名中国农民在　1931　年　7　月破坏朝鲜移民建造的坝和

灌渠。日本人在沈阳事变前两个月把这件事制造成外交事件。

赶走，接着几百名当地人要求取代那些被他们驱散的人。②在　１９　世纪早期的

法国，工匠和工人行会常煽动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对抗。这样的对抗阻碍了阶

级觉悟的提高，并且破坏了现代社会运动的开端。一个世纪以后红旗会与乌

旗会，小刀会与大刀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加伏特人与

德沃朗特人之间的对抗的（中国式的农村的）翻版。复杂的运动：长乐的例

子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在长乐（在福建，是福州南面的一个县）爆发的骚乱，从一

开始就是双重性的抵抗：既反抗军队，又抗税。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这场指向

政府当局的运动被纵向冲突扩大，从而加速了这场运动的最终崩溃。骚乱的

起因是在湖清乡（长乐县）征收土地附加税。征收这一附加税的目的是资助

一支深为村民不满的海军分遣队（他们为了向烟民征税，强迫村民播种罂粟）

执行改进水利的计划。当湖清村民拒交这一附加税时，两个营的海军被派赴

该地，强迫村民交付。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海军于　１１　月　４　日到达；５　日，

农民向他们宣战。

这场运动不仅复杂，而且也比多数农民风潮和暴动组织得好（这或许足

以说明为什么它能持续如此长久）。湖清的村民从　１９２２　年开始就被迫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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