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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2页）

点：（１）“偶然的”（即使是周期性的）因素在激发与地租有关的事件中所

起的作用；（２）在这些对个别地点的争执纠纷中普遍的突出问题。交租的原

则几乎从未产生过问题。

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这些冲突确实似乎稍稍频繁和强烈一些。上面提

到的调查，在　１９２２—１９３１　年这　１０　年间，从上海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

闻报》）上，总共记录下　１９７　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③在前　３　年（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年），所记录的事件次数每年是　９—１１　起。在第二个　３　年，即动荡不安的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７　年，每年的次数在　１７—１９　起之间徘徊。从　１９２８　年起，每年的次数从

未低于　２０　起。因而，骚动似乎稍有加剧。此外，暴力行为（如侵入地主的住

宅和宰杀、分食地主的猪）和风潮及骚乱的比例都有上升的趋势：从前　５　年

（１９２２—１９２６　年）占有记录的事件的　３３％，上升到后　５　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

的　３９％。

同样，这还不是惊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所呈现的年度波动，１９２９　年发

生的事件总数为　４６　起（２３．３５％），这是个大灾之年（在季初是蝗灾和旱灾，

后来又是水灾），而丰收的　１９３０　年则不超过　２０　起。仅就风潮来看，天灾与

骚动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明显：１９２９　年发生了　１８　起风潮（整个　１０　年总数为

７３　起，几达　１／４），而　１９３０　年仅　４　起。至于不是风潮的事件——许多仍沿袭

传统的形式：示威、请愿、起诉，以及佃户潜逃以躲避交租的案件——超过

了记录在案的事件的半数。总的来说，与地租有关事件的传统的特征以及歉

收与骚动之间的同样传统的关系，似乎比事件次数略有增加更有意义。在所

有事件中，暴动仍是非常少的。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道德规范仍屈从于地主。①他们受到尊敬，并在

具有浓烈的儒家家长制气氛中继续利用相互关系。在受剥削的佃户中间，阶

级意识和团结不如希望承佃的人之间的竞争那样普遍，那样充满感情。土地

稀少和人口增加对地主有利。对农民来说，上策是得到一个不惹麻烦的佃户

的好名声，以免遭受抽佃的风险。即使佃户们起来造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他们的破坏目标常常是公共建筑和办公处所，而不是“老爷们”的住宅，他

们经常把狂怒向支持催甲的警察发泄，而不是向请求警察这样做的地主们。

地方上的放债人看来也从同样的环境中获益，因为总的来说他不会受到

他压榨的债务人损害。一旦人们因其他原因．．．．而起义时，他们肯定有被杀的危

险；但是，除某些战斗性强的文学作品外，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过专门指向贪

婪放债人的协力一致的运动。②确实，当雇员或其他债权人到村里索债时，偶

然性的风潮通常也会发生：①这类风潮与因收租或征税引起的风潮类似。然

而，一般说来，情况是两个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的简单的双边关系，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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