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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5页）

者旨在谋求控制，而不是扩大官府外的参政范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前

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强国；他们在必要时的英雄行为，

赢得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个顽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

境地。革命党人打入的一些新军部队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会

社同盟者所无法提供的。商人与士绅、企业与专业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

会支持；没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　１９　世纪中叶，名流人士支持清政府镇压叛乱以保全他们的地位。在

１９１１　年，他们通过支持革命反对他们已经疏远的政治制度，以保卫他们的利

益。商会、教育会和省谘议局都充当了上层社会的动员工具，推动了反对派

前进。经济状况紧张，自然增加了清末最后　１０　年的动乱。通货膨胀、铜钱贬

值、田赋附加费、长江和淮河流域再次泛滥，尤其是为地方新政筹集经费的

各种新征杂税，促成了反政府的社会动荡。在有些地方，这些紧张状况使下

层阶级和占支配地位的名流人士发生冲突。例如，在有使用暴力倾向的河南

农村社会，同盟会竟在土匪的队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与民团或者与政府

支持的士绅领导的乡村自卫武装对抗。①１９１１　年，以村为基础的农民军，从

受市场丝价暴跌和受广九铁路通车后洋米进口竞争打击的地区，会集于广

州，并在这座城市住了几周。①城市民众也在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参加了

革命。

然而总的说来，在　１９１１　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

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不是严格的资产

阶级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确实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地区，

并由这种增长产生和加强的集团领导。它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过时的官僚君主

国家，将自身转变成现代专制国家这种早就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它并没有解

第273—299　页。对清代最后　10　年名流作用的解释，有周锡瑞关于“城市维新派名流”的理论（周锡瑞：

《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　3　章）和芬彻关于自治和民主的重大运动的叙述，这

一运动是通过省谘议局表现出来的，以旧的社会经济变革为基础而由清政府的维新措施引发（约翰？芬彻：

《中国的民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　年—1914　年》）。关于在国家、省、县级扩大

政治权力，为官员和名流提供扩大政治作用的余地，麦金农提出了不那么具有竞争性的描述（斯蒂芬？麦

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治》，第　10—11　页，结束语）；而市古宙三认为士绅以保守方式适应

政府或革命者提出的动议，只是维持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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