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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4页）

少投资，也支持了技术论派的分析——但它至少就　２０　世纪来说还是给中国以

外的学者，提供了足资利用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最佳数据资料。对剩余如何使

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成功的工业化在历史上不是与早期农业现代化联系在

一起，就是与同时出现的榨取农业的作法有关；不管剩余的规模如何，或是

否有剩余，中国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所经历的经济增长，似乎主要来自向农业部门

的榨取。

佃农－地主的关系是复杂的，因此，用剥削来解释为什么剩余未用于投资

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简单的论断通常都要加以限定。在华中和华南（那

里租佃率最高），佃农已获得各种各样的永佃权，从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保障。

租佃本身的确不是促进农村繁荣的好办法。在经济边缘地区农业过于无利可

图，不足以吸引对土地的投资，那里的土地所有制更可能是平均分配的。而

①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308　页；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188　页。

②彼得？珀杜：《官方目标与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区域的治水》，《亚洲研究杂志》第　4　卷第　4　期

（1982　年　8　月），第　745—747　页。

③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298—318　页；伊懋可：《评论》，载于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

济史专题论集》，第　329—330　页。

①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与停滞》，收入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　64—81

页；里斯金：《讨论与评论》，载于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第　359—375　页。

②关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最佳综合评述，是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

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现代中国》第　6　卷第　4　期（1980　年　10　月），第　397—438　页；

民国时期的研究有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见本书第　5

章（马若孟著）。

另一种情况，像在四川或长江下游那样的中心地区，佃农可能很富有，他们

租到大片土地以后，或转租出去，或自己经营。①

地租高低不等，但平均为产量的　５０％左右，虽然地租实收多少并无定额。

江苏苏州周围的非乡居地主，在　１９　世纪中期设立了专门收租的租栈，收租时

得到官方的帮助。不过，一些租栈的管事显然谨慎从事，不违犯公平收租的

原则。太平军叛乱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人口锐减，地主一度相对地较弱，

收租有困难。②

一些　２０　世纪的观察家提出租佃正在消失，但在长江下游直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或更晚些时候，土地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尽管地区间不尽相同（特

别是北方，租佃率低得很多），全国大约有　４０％的农业土地出租。而且所有

权分配不均，大约　１０％的人口划分为地主或富农，占有　５０％以上的土地。①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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