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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亚人的确切作用，至今仍有争议。过去的猜测认为，他们独自创建了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创造了最早的俄罗斯文化；现在普遍对此持怀疑态度。事实上，瓦朗吉亚人在文化领域中所做的贡献，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而他们对早期俄罗斯人的政治体制的影响程度，至今也不明确。

不论确切情况如何，基辅已成为沿漫长的第聂伯河航线的、俄罗斯各公园自由联盟的中心。基辅的卓越是建立在同南面诸古老文明中心——拜占廷、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穆斯林世界——所进行的繁荣贸易的基础上。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粮食、木材和奴隶等汇集基辅，以换取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细纹衣料、玻璃制品、香料、珠宝和酒。

早期俄罗斯人不仅同南面请文明中心进行贸易，而且还借用了它们的某些主要的文化，尤其是拜占廷的基督教。在此之前，异教的俄罗斯人一直崇拜各种自然力量，将这些自然力量化身为某些神，如热光之神达什伯格、雷电之神佩鲁恩和风神斯特里伯格。当时既没有寺院，也没有僧侣。宗教仪式仅限于向广阔天空中的诸神的天然形象献祭。据11世纪末至12世纪基辅僧侣编纂的编年史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认为，斯拉夫人的原始的众神崇拜很不合适。他—一考虑了诸宗教代表所阐述的各自的论点，甚至派使节前往信奉这些宗教的国家，听取他们的汇报。最后，弗拉基米尔拒绝了天主教，因为“我们在那里看不到荣誉”；拒绝了犹太教，因为犹太人的上帝太不强大，无法使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还拒绝了伊斯兰教，因为它戒肉禁酒，而他认为，“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乐趣。没有这种乐趣，我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弗拉基米尔决定赞成东正教；他的使者们为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看到的仪式而倾倒：“……我们不知道是在天空，还是在人间。因为人间没有如此壮观、如此美丽的景象，简直叫我们难以形容。”

大约在988年皈依东正教后，弗拉基米尔命令捣毁所有异教神像，佩鲁恩的像被挂在马尾上，拖进了第聂伯河。另外，基辅公国的全体居民，都到第聂伯河去集体洗礼，如《编年史》所述：“…看到如此众多的人得救，天堂、人间一片喜悦。”同几个世纪前欧洲西北部的天主教一样，皈依是统治者及其顾问们的决定，人民大众只是服从命令而已。虽然信奉多神教的斯拉夫人过去没有教士阶层，避免了有组织的抵抗，但人民大众仍坚持他们的传统信仰，相信巫术和预兆。因此，1274年，教会发现有必要颁布一条规定：不得任命过去从事巫术的人为司祭。

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它对俄罗斯人的风俗及其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普遍、深刻的影响。以拜占廷为模式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经组成，首领是基辅大主教，由君主坦丁堡最高一级的主教伍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大主教都是希腊人，不过，由大主教任命的主教，除最初几任外，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基督教还给俄罗斯带来新的宗教文学和法律文学，其中包括《圣经》、拜占廷收集的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的译本。石造教堂、镶嵌工艺、壁画、油画、尤其是肖像画等拜占廷艺术，这时也被介绍进来。而且，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更胜一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俄罗斯…　拜占廷风格。另外，东正教过给俄罗斯带来了拜占廷教会的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如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等各个方面的案件。

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加强了大公的权力。如在西欧，罗马教皇曾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廷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例如：13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安东尼曾写信给莫斯科大公瓦西利，抱怨大公不尊敬他及他的主人拜占廷皇帝：

非常遗憾……我听说，你不允许大主教在礼拜仪式中提到神圣的皇帝的名字，甚至还说，“我们有教会，但没有皇帝，而且也不想知道有皇帝。”这是不恰当的。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与其他统治者——地方王公和君主不同。当初，皇帝为整个世界创立并进一步确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们召开了全基督教会会议，还通过法律进一步确定了要遵守的东西，即要遵守那些崇高、神圣的教规宣布为是教会生活的真正教义和正统观念的东西。……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有教会而没有皇帝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会和帝国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将这两者分隔开来。

拜占廷及其皇帝被消灭后，东正教的这一顺从性在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皇帝的屈从中显现出来；这种情况具有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拜占廷灭亡后的沙皇帝国。

综上所述，对俄罗斯来说，拜占廷的影响显然是一大促进因素，但同时又是一种麻醉剂。俄罗斯人所借鉴的，不论是教义、仪式、音乐，还是建筑，都已完全形成且相对稳定。在这一意义上说，拜占延对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的影响是毫无价值的，它只能阻碍，而不是鼓励这一民族的创造力和独创性。此外，俄罗斯人在接受拜占廷的基督教的同时，还继承和维持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不和，从而，在他们和西方之间设置了一个障碍。这无疑是一种倒退，因为在此之前，俄罗斯人已同欧洲其他国家取得了多种联系，即贸易的、朝廷的和外交的联系。例如，11世纪，雅罗斯拉夫大公曾同欧洲一些主要王朝联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廷的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国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不仅是宗教争端，而且更大程度上是蒙古人的侵入和占领，终止了俄罗斯同西方的这些联系。基辅因地处森林和平原交界处，总是最易遭受袭击。游牧民进攻的威胁如即将临头的危险笼罩全城，这种危险于1237年终于降临。当时，蒙古人象他们席卷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那样，横扫了整个俄罗斯领土。除诺夫哥罗德因地处遥远的北方而幸免于难外，基辅和其他俄罗斯城市均被夷为平地。用一位编年史家的话说：“没剩下一个能为死者流泪的人。’

七、第三罗马

蒙古人虽自愿撤离欧洲中部，却愿意继续留在俄罗斯。他们在此建立了金帐汗国。其首都萨莱地处伏尔加河折向西流的拐弯处，是伏尔加河畔的战略要地。随后两个世纪的蒙古统治，不可避免地给俄罗斯人留下深刻的印记。他们被迫放弃平原上的小块居留地，撒进安全僻静的森林之中。在那里，只要他们承认蒙古大汗的宗主权，每年纳贡，便可自行其是。的确，大汗们颁布了某些豁免权，准许俄罗斯教会免交捐税，承认大主教对东正教的管辖权。作为回报，俄罗斯牧师为大汗及其亲属祈祷。大汗及其亲属虽然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教徒，却欢迎这样的祈祷，因为它可以减少可能发生的反抗。

俄罗斯人渐渐恢复了他们的实力，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远离危险的平原，位于森林深处。莫斯科除了游牧民难以接近它外，还具有其他一些优点。它是从第聂伯河到东北各地区的两条重要干线的交通要冲；几条来自各方的河流也都汇集于这一地区，使它能利用内河水系得益。它所拥有的一系列统治者也是它的一个优势；这些统治者爱好和平、勤俭节约、善于算计，他们耐心而又无情地增加自己的属地，直到莫斯科成为新的民族核心。

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兼并俄罗斯各国”方面尤为成功，因此，他被认为是俄国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他征服了邻近几个公国，如雅罗斯拉夫、特维尔和罗斯托夫；这些公国过去曾比莫斯科强大，但后来衰落下去。伊凡三世征服强大的诺夫哥罗德公国的胜利最为著名；诺夫哥罗德过去曾建立了自己的庞大的贸易帝国。伊凡三世到他统治本期，已使其疆土大大扩展，从距波罗的海几英里处向北扩展到北冰洋，向东扩展到乌拉尔山脉的北部地区。

伊凡还通过利用蒙古人内部出现的分裂，在彼此敌对的各派别之间徘拔离间，成功地向蒙古人的统治挑战。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人与蒙古人截然不同，他们从西方进口了大炮和小型武器，并且拥有制造这些武器的兵工厂。由于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伊凡便正式拒绝承认金帐汗国的宗主权。为此，1472年，金帐汗国大汗派出一支军队北进奥卡河；但伊凡在河对岸聚集军队予以抵抗，并坚守了三个星期。最后蒙军撤退，从此承认他们对俄罗斯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结束。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伊凡1472年同索菲娅的婚姻。索菲娅是1453年在君主坦丁堡城墙上被杀的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她曾逃亡罗马，皈依了天主教。因此，罗马教皇竭力赞同这一婚姻，希望这能导致天主教和俄罗斯教会的联合。结果相反，索菲娅立即恢复了对东正教的信仰；莫斯科宫廷的宗教仪式和信仰日益拜占廷化和东正教化。

早期的俄罗斯教会和宫廷，坚决反对在佛罗伦萨（1439年）达成的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联合的协议。无疑，俄罗斯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后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是上帝对东正教向天主教无原则屈从的惩罚。君士坦丁堡沦陷五年后，大主教约拿尖锐地评论了他所认为的这一事件的原因：“我的孩子们，你们都知道，都城君士坦丁堡被保加利亚人和波斯人团团包围达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曾有许多灾祸降落其头上，不过只要希腊人那时坚持他们的信仰，君士坦丁堡是不会蒙难的。”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罗斯人将莫斯科视为真正信仰的中心。他们受上帝之命保卫它，维护它原有的纯洁。15世纪末，修土菲洛修斯写信给伊凡，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深刻信念：

古罗马教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阿波利那里斯的异端那说；至于第二罗马教会，即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是被以实玛利的后代的斧头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罗马教会——神圣使徒教会——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烛照整个世界，比太阳还明亮。整个东正教世界都归您统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看呀！听呀！哦，虔诚的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立，而且决不会再有第四个。

伊凡完全理解地接受了这一信条，它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地位，夸耀了他的使命。在索菲娅的怂恿下，伊凡采用了拜占廷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廷的双头鹰为他的徽章。他效法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成为沙皇和专制君主，他的头衔也相应地变得崇高辉煌：“感谢上帝的恩赐，伊凡是全俄罗斯人的皇帝，是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特维尔、彼尔姆、乌格拉和波尔法以及其他公国的大公。”

这样，拜占廷在作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领土上继续生存。这一第三罗马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坚固的根据地——它包括了辽阔的欧亚大陆平原及不久之后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地区。这完全不同于1453年前苟延残喘了几个世纪、缩小了的拜占廷。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所提倡的维新，丝毫未在注定灭亡的、与时代不合的拜占廷引起过任何反应。（见第十七章第三节）但在俄罗斯，某些沙皇却以贝萨里翁的角色出现。作为庞大帝国的专制君主，他们拥有将自己的愿望变为现实——不过是不完全地——的权力和财力，从而，如修土菲洛修斯所预言的那样，保证第三罗马不会遭到第二罗马的厄运。

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邵雍（新儒教徒，1011～1077）

第十六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汉朝最终由隋、唐继承，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这种情况与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所发生的独特变化形成鲜明对照（见第十一章第三节）。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水路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在这1000年中，中国社会比世界其他任何社会，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正是这种成就和舒适，使中国虽不是绝对静止，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然而，在这同时，如下章所述，西方由于技术发展早、经济繁荣以及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推动力，最终导致世界性霸权。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的不可阻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但这一点不应抹杀：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

一、隋朝统一中国

隋朝（589—618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八个世纪的秦朝一样。两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这过程中，它们都沉重地压迫人民，都遭到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以致都几乎是其创立者一死便崩溃。

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和开挖运民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穷极民力财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的运河系统的主要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后来，一位中国作家评论道：此项工程的发起者隋炀帝“虽使他的朝代缩短了许多年，但给子孙万代却带来莫大的好处。他虽实行暴政，但其统治将被认为具有不朽的功绩”。

拓疆扩土的一系列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战争使帝国的疆域扩大到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朝鲜最北部领土的企图却惨遭失败；当时的朝鲜分成三个王国。连续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挠的朝鲜军击退。于是，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而全国各地的农民，也因赋税过重而起来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618年被暗杀。几个觊觎王位者随后展开争夺，获胜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

二、大唐帝国

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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