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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文场中人，大多是压抑闷骚的残疾人，文老有资本的张扬洒脱，是很招惹人的。特别是文老气质、才情、风度、口才还很容易让女性动心，这是要让气质造型有残疾的闷骚文人燃烧几千吨妒火的。15

认真地说，文老的甜蜜事业，除了文人间的争风吃醋——比谁最先钻进旗袍超短裙——并非没有别的积极意义。它的确弘扬了财富、权力、地位之外的另类人生意义即男女情爱。16中国古代描写阔小姐爱上穷书生的文艺作品，不少也弘扬了这层意义；其中要数关汉卿《南吕·一枝花》表达得最为肆意，“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向烟花路上走”，算得上才子情郎的《共产党宣言》或《08宪章》了。不愿从女儿队中出列、不想去攀登经济仕途的宝玉，则演绎了这种另类价值被主流价值摧毁的凄婉寓言。文老把一幅不知是原创的还是拿来的对联“一生唯有两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作自己的画像，刨去“苍生”那部分，应当说相当传神。看他“不衫不履”、只入港不入党的一辈子，还真是把裙子当教堂了。当年因男女之事服刑坐牢，险些成为情爱烈士，具体情由虽不清楚，但想必西门庆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邓贵大的可能性。文老周围的人士或机构实在要开发他打造他，则“活宝玉”要比“活屈原”靠谱，因为他身上的怡红公子成分与三闾大夫成分相比，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好。

文怀老及五种人（5）

从关汉卿到贾宝玉到文怀沙，无数*才子宣示并践行的怡红快绿精神，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自有其正当的位置。承平时期的价值体系应尽可能多元才是。17如果满世界除了贾政就是贾雨村，18如果一个人起床就是博弈做梦还是搏击，如果活这辈子就为争第一、养下一代只为保第二，人在世上走一遭，真是走不走两可。况且赛场上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的人怎么也练不成红煞掌，扫荡腿就更不行了，结果永远是被动挨打的角色。这样的角色能不溜出武术馆，投红军一样地投奔艺术、山水、男欢女爱么？因此，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世人都会感谢诗人，感谢他们对穷乡僻壤的美学开发，让野渡、秋潭、鸡声、茅店一路升值到可以跟总统套房分庭抗礼的地步。世人也会感谢音乐家奇妙的歌声，本来臊眉搭眼的人生失意或失手一旦插上歌声的翅膀立即高升，升得比人生得意或得手还令人羡慕。世人还会感谢情爱小说家乃至卖黄碟的，让他们在别人的缱眷中沉醉，浑然忘却单位书记及其狗腿子长什么样。但大家都不怎么感谢文老，可能是因为老人家懒于著述，没帮大家开心，光顾自己开心了吧。

宝玉的幻灭在于他认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到头来却发现除了“从不说混帐话”的黛玉，女人基本也都是泥做的骨肉。大观园中的女人尚且如此，大马路上的女人就更不在话下了。空林子诗中提到的那伙顾盼文老的“佳人”，其中不敢说半个情投意合的黛玉也没有，但估计不少都是花蚊子。19花蚊子吻的是“一张顽石皮”，吸的是皮下的各种社会资源。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时代里，在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文艺市场中，20在这样一个危若累卵的年龄段上，做一个情种根本就是一个无聊的笑话。文老行走江湖，阅尽人世，对这点心里哪能没数？所以他才会逢场作戏，胡勒什么“西学”；所以他才玩世不恭，二流子似地讲什么“女人可以略输文采，但不能稍逊*”。嬉皮笑脸的背后，可以窥见到炎凉的世态、没多少情趣的交易。

学人

作为学人，文老没有留下多少记录。他亦文亦学的屈骚今译属于正派的劳动，值得尊重。舒芜先生前一向回忆文章21中对文译表现出的不屑，似乎未脱文人相轻的习气。而所述当日臧克家一则恶评即让文老下岗待业，如所言不虚，则正说明当年读书人生存的艰难，视作历史教训可矣。22文老最早的学术工作，当属抗战之后出版的《鲁迅旧诗新诠》。我未能找到此书，现代文学史家袁良骏先生1986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史》专辟一节23做了评述，以下是其中的一段：

……1947年冬，重庆文广书店印行了一本名为《鲁迅旧诗新诠》的书，“新诠”了由《自题小像》到《亥年残秋偶做》的四十一首旧诗。如果作者学风端正，治学态度严谨，这本书是可以成为鲁迅诗歌研究的第一本专著的。但由于作者有意“买空卖空”，无意苦心钻研，致使这本所谓“新诠”，纯属“旧套”，只不过是旧诗话中一些陈词滥调的任意搬弄。

我没读过文老原作，不敢遽以袁先生的判断为判断。通过概念、分析、归纳一套达到对事物准确而深入的理解，是现代学术的基本法门。袁先生应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者，旧诗话的“羚羊挂角”“烘云托月”之类，应不是他所能满意的。我想袁文批评文作了无新意，大概多少代表了一种现代美学对于旧式品鉴在思辨上的优越感。的确，用一副画面来说明一种诗境，这就像用“红”来解释“赤”，在认识上近乎原地踏步。不过传统诗话好像本来也没把“格物致知”当份内的工作，它更是广义“诗教”附属部分。更何况，在“妙处难与君说”的诗歌领域，掰开了揉碎了的分析方法虽然应该，但未必易行——用铁线描摹氤氲水气，也会反失其真。而旧诗话的作者诉诸直觉，通过比兴把自己的印象或感受传染给读者，或不失为一种没办法的办法。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确多了学术思辨的气质，但探讨“境界”也还是离不开“昨夜西风”“蓦然回首”那些传统手段。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钱钟书、缪钺、叶嘉莹诸先生论诗已颇具社科眼光同时又不乏传统喻象之美。至于文老，他对鲁迅旧诗的诠释，大概应属于旧式赏鉴吧——也就是贾宝玉题咏大观园时贾政手下智囊团的热议。除了这些，文老好像就再没做过别的学术了。不是说文老没有做学者的潜能，但是他没认真开发。那种潜能只能坐在冷板凳上开发，跟在戈壁滩上钻石油差不多，不是谁都愿意去的。花飞燕舞的文艺对“燕堂”（文老室名）先生的确是更称心更顺手的选择，当然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选择，例如他就遗憾不能直接“得亲”古代名媛的“芳泽”24——通常文人能“间接”亲近昭君、海伦就都很满足了。

文怀老及五种人（6）

文老弟子李之柔为他开列的学术成就，不少属五个星的“开山”级别——什么“西子学”开山、“宝鸡学”开山、“东方美声学”发轫。“开山”的事就不说它了，要说的是文老很少“入山”，很少把行李卷摊开了放在哪座山上。他只是凭着文史素养好加上脑瓜子活嘴皮子灵，一路欢声笑语游山玩水而已。比他年长的郭沫若、闻一多、沈从文，与他同时的钱钟书、陈梦家、钟敬文，也都是由文人改行做学人，却能带着文人的敏锐、细腻和想象力进入逻辑、因果、类比、假设、推导的学术世界，出来时大包小包，把在地面上留下小坑一样的脚印。与他们相比，文老飘飘若仙，鞋底老是保持八成新。李君向联合国代表报告的文氏学术成就，25除了“西子学”“宝鸡学”这类尚无学人的学界之外，还有“哲学”一项，内容竟是“正清和”外加注解共“三十三字真言”。这样的哲学事业，连“山寨哲学”都未必愿意跟它称兄道弟，更别说一二三级学科的广大哲学工作者了。本来，因体制化、官僚化而日趋僵化的正统学术被来自民间的业余学术顶撞顶撞，从此视野宽些、暮气少些，自然是件好事。怎奈混在后者中的花妖狐魅把好事变成了坏事，也就无怪乎钱理群、葛剑雄等学界名流出来澄清门户，说这位文先生我们从来不认识了。不但学界不欢迎文老入境，他的那班文人旧相识也看不惯他出境：本来这位跟咱几个坐着一边高，站着一边齐，甚至还略矮点儿，怎么东混西混，混得连文坛都搁不下他了呢？这样的话估计李辉从“文化老人”们那里听到不少吧。

盘点文老的“学人”身份，还需要说一说“国学”。据说文老反对“国学”的说法，足见他的见识的确高于不少人。中国混得好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夏变夷、天下主义，只有混得国将不国时才会缩“国”里偷安。“国剧”“国术”“国学”就属于这样的抗震棚或难民营。那些奄奄待毙的地方戏，也都按着这个思路投靠“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到国粹的标本盒里争一席之地。如今中国国势一路走高，孔子学院都在进军世界，下一步就该文老这样的大师到五洲四海广收男女弟子，桃红李白，莺啼燕啭，让地球沿着“正清和”的“东方大道”自转完了公转。而区区“国学”，就像我们单位附近那座黑不溜秋的“国医院”，哪儿有这样的宏图或愿景呢？

不过换个角度看，“国学”这几年在国内的确又形势大好。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众对传统文化开始另眼相看。而且这次没等外国观众带头鼓掌，自己就冲上去又搂又抱了。不少青少年扔了托福雅思而做起对子，唱起昆曲。两年前我在西安小雁塔旁边的广场上见一圈人长衫广袖，还以为拍古装电视剧呢，过去一问原来是当地的“汉服运动”在祭三皇五帝，那古色古香而激情澎湃的祭文，比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动人多了。再一打听他们的运动员来自各行各业，以中青年白领为主，其中还有个上高中的小姑娘。再如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雨后春笋似的的高楼大厦，也为“国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多少白墙需要行草章草来装点，多少书架需要今典旧典去充实啊。26有个初中毕业后就再没跟书打过交道的熟人搬进豪宅，环顾左右觉得少点什么，于是指着一面墙：“这儿，全他妈码书——就照着毛儿席当年的书房码，码丫线装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一本一本淘，于是像文老策划的《四部文明》这样交一次钱就能管半面墙的各类文史套书便大行其道。另外在社会流动以及资金流动的不少关卡，也可以见到“国学”奋勇“攻关”的身影：许多官员已由收受钱财改为收藏书画了，这不但让书家画家受益匪浅，而且连带出文言文、四六句的利好消息。“国学“的好光景当然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毛时代结束以来，中国官方就再没有过货真价实的官方意识形态，硕果仅存的实用主义根本经不住西方“普世价值”的穷追猛打。民间积极投标的“主义”倒是有不少，从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到新左派到麒麟文化，但扒拉来扒拉去，就属“国学”、“新儒家”看着贤惠，虽然不一定能帮多大忙，起码不会添多大乱。于是诵诗、读经、祭孔子、祭黄帝的活动在各级政府的赞许和赞助下红红火火地展开。小沈阳给赵本山磕头这种早该绝迹的举措，官方电视台也当传统美德播放。再有，伴随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剧变，让无数人起伏升沉得就像坐翻滚过山车，无论上去的还是下来的，感觉都像做梦一般、假的一样。无数流浪猫似的心灵需要到《论语》《老子》《心经》的树荫下歇歇脚，回回神。至于那些是上是下还说不准的，就更需要了解阴阳术数、《周易》诸卦了。我有一年在海南的一处黎家寨子里被个道士模样的川人缠住看手相，他说我有财气却不很爱钱，有官运却清高的狠，艳福不错要多加小心——总之都是些模棱两可的“反正”话。我付款时问他这些算是哪路学问，他愣了一下，然后豪迈地说：“国——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文怀老及五种人（7）

今天的“国学”在社会功能上早已不是章太炎时代的“绝学”了，它以乱哄哄的内容为这个乱嘈嘈的时代下载了人生观和处世哲学的各种“补丁”。非要拿“青灯黄卷”“故纸堆”来想象人家，非要用“陈寅恪”“饶宗颐”去要求人家，那就不是人家的无知而是你的不智了。如今的“国学”差不多就是茶叶店弘扬的“茶文化”，红灯区组织的“性学研修”，把这样的东西放象牙塔里，与其说是高抬了它，还不如说是低估了它。强大的社会需求已经造就了一个蒸蒸日上、具有非凡融资能力及利益回报的“国学产业”。据《长江商报》消息，武汉大学的“乾元国学班”开班，由特聘教授讲演“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年的课程只有24天；收费28000元，学员大部分来自企业高层管理。27“百家大讲坛”的易中天、于丹等“国学明星”也眼看着就要被人民币深埋了——相形之下，给*基金会打工的同胞，他们挣到的美元就很可怜了，即便按前几年的汇率换成本币，估计也埋不过小腿。像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他的神情气度，“大亨”、“大鳄”、CEO、CFO这些词单独哪一个都描绘不出，得一拥而上才行。那一年我到上海某佛寺观光，发现各个办公室里的僧人手持计算器在跟客户洽谈业务，头都不怎么抬。又一年一声巨响，南方某省佛协负责人被这个职位的竞争者炸死在豪华轿车里，给“人间佛法”大壮声威。我认识的某君近几年跟了“国学大师”写字作画之乎者也，阔得也让人不敢相认。有朋友见他在豪华派对上时而袈裟时而道袍，也不知到底属哪个教——反正都是“国学”的人。从这样一缸“国学”里生起文老这样一位“大师”，论者有什么好不平的呢？

老人

李辉文章出来不久，文老即对凤凰台记者宣读了自己的声明，声明劈头便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此时的他，终于想起来自己已是位风烛残年、来日无多的老人了。此时的他，一个箭步从妖精似的“49公岁”回归了传统的老年价值和老年规范。文老的拥趸们，也都突然记起“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传统社会在几千年中沿着二十四节气按部就班，周而复始，其间春时秋序、花开花谢，老的该说什么，少的不宜做什么，人人心里都装了一个程序。这程序到了天崩地解的近代，自然要修订增损、与时俱进。例如旧时代有“父母在，不远游”一说，而20世纪初叶岂止热血青年要远游，湖南的蔡和森兄妹甚至偕同小脚老娘葛健豪女士一道西行求法。吴稚辉洋插队时也是偌大一把年纪。还有断指血书的徐特立，记得多年前读斯诺《西行漫记》，其中提到老先生见革命洪流滚滚，心中闷闷不乐：没人拉他去冲浪，想必是嫌他老了；后来大革命退潮，共产党邀他入伙，“老匪大乐”（我记得斯诺就是这么写的），打起背包便去落了草。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老幼，一个民族在长烽哀角的危急存亡之秋，自会打破成格、开放角色，进行死地求生的全民总动员。放牛娃王二小为其年龄所不须为，赵一曼、成本华做其性别所不必做，都把柔弱之躯当角铁、工字钢用了。28周作人在挖苦乃兄不坐小板凳上晒太阳看版画、却跟着青年人攻城劫寨时，显然是忽略了这个时代大背景。

文怀老及五种人（8）

在近代大危机的总形势下，身份角色的变更自然要助于危机化解的社会动员。传统婚姻中富裕不平等色彩的老男少女配就需要改革，否则还是地主娶小那一套不足以凝聚人心，号召人民。关于文老年龄中那下落不明的十岁，不妨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据文老的公子文斯先生提供的说法，文老和妻子1947或48年逃离上海前往解放区，“投入革命怀抱”后须以夫妻名义登记注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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