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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改造，通过自虐性的自我否定，救赎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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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新的一页（3）

有了这个大前提，接受批判并非难事。也不是事后诸葛亮们用钙含量骨硬度的信口开河红口白牙能闹明白的。

等候处理期间我阅读了大量西洋文学作品。我爱读狄更斯。尤其爱读《双城记》。“这是光明的年代，这是黑暗的年代；人们走向天堂，人们直接下了地狱……”（非原文）的句式深得吾心。从狄那里，我越发明白，人生充满试炼，好人须历经险恶，命运无常，千钧一发，祸福生死，相隔一层薄纸，而最终最终，光明战胜黑暗，人必须挺住，不能失却信心。狄更斯的著作大大地帮助我度过了1957到1958那一段特殊的日子，虽然我的遭遇与狄更斯所写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

我也重读了《苦难的历程》。它的主人公与故事对我极其陌生，但是它的题记，什么人要在“血水中洗三次，在碱水中洗三次，在清水中洗三次……”令我感动万分。与这样的清洗九次相比，我的日子算是够舒服啦。

我与那些与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文友一起谈起的时候，我们也一致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应该晾晒灵魂，把恶臭的霉变清除，方能有无限光明的未来。特别是想起我在738工厂的精神危机，我更认为对我的批判非常及时，非常必要，这才是主要之点，其他则是细枝末节，鸡毛蒜皮。

而且我相信，通过一次这样巨大的震撼，这样一种史无前例，雷霆万钧，除了咱们这儿哪儿也搞不成甚至也不敢想的事变，中国社会将会焕然一新，这儿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光明的地方。为了大事业，牺牲个把小文人也是值得的。

我给身在太原的瑞芳写信，详细论述对我的批判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她也读了狄更斯与阿·托尔斯泰。她在学校，拒绝接受将她搞成“官、骄、娇、暮、怨”“五气”的代表，不惜与校领导决裂，离开了学校。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势，如果不是我自己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根本绝对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我的这种事实上的极左与愚蠢也辜负了那么多其实想保护我的领导同志。归根结底，当然是当时的形势与做法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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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1）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我一听就觉得残酷，但身临其境了，就明白了，必然如此，只能如此，岂有他哉。

包括父亲，也表示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拥护。他早已吓破了胆。他虽然早在1946年入去了解放区，但因一贯自由散漫而又学无专长，一直不得烟抽。1955年结合反胡风各单位搞肃反，追起他的历史，他因在担任青岛师范校长期间当过日伪的国大代表，他自感罪大恶极，他表示他已做好接受人民的处决的准备。

父亲尤其鼓励我去参加劳动（改造）。他反复引用俄苏科学家巴甫洛夫的名言：“我爱脑力劳动也爱体力劳动，但是我更爱体力劳动。”

我在少年得志的时候还有点“不健康”情绪，包括青年作家同行也说我或有“淡淡的哀愁”。1958年翻车以后，我却只剩下“健康情绪”了。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绪与表现。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活下来的都愈来愈健康。

等候处理期间我派到少年宫工地参加建筑劳动。我高高兴地一次与同伴共抬八块城砖。每块砖十八市斤。最多时我与另一人抬过十二块砖。我咬着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学会了换肩，就更能挑了。给抹灰工供泥供各种灰，用一长长木柄圆勺，上下挥舞，其乐如游戏。我曾经悲哀地想过，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没有童年。现在，终于补偿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与暑期回来的芳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西班牙电影《骑车人之死》，冒着暴雨打着伞挤公共汽车，没赶上片头，电影散场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我背着行李什物，在京包线的雁翅火车站下车，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达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满耳都是大河哗啦哗啦与钢钎撞击在山石上的声音，满目都是山峰相连，一峰比一峰高，一山比一山远，而河流急湍，水道曲弯，浪花飞溅，青白白青，再没有什么柔情，什么温馨，什么腻腻乎乎，什么心灵的火花，而只有钢铁的火花，巨石的威严，大水的决绝，山道的绵延。我感到的，我既恐惧又欢呼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

从桑峪继续往深山里走，是这里的乡政府所在地斋堂，北大的“右派”包括才露头角的评论家乐黛云就在那里。当厄运成了规模的时候，厄运就变得容易接受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天灵灵，地灵灵，“点儿”走到这一步了。

但是劳动改造也并非易事。在山区我学会了背篓子，弓背弯腰前行，左右手的姆指与食指围成一个环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绊可以卸载，我最多短程背过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篓。我的铁锨也用得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眼力见儿，手也拙笨，锄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脑用眼睛的活儿我干得不好，我的过于乐观，过于不拿自己当外人，与农民说说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灰头灰脑、低声下气、摧眉折腰，谨小慎微。

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却不能出版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到了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种终于弄假成真的感觉。木已成舟，需要以舟为戒，以惩效尤，岂有缓冲转圜的余地？

土改也罢，三反也罢，肃反也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也罢，都有一个运动后期，落实政策，纠偏平反，宽大处理，欢声雷动，直到给受到错误审查的同志赔礼道歉。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幻想反右后也有这么一场好事，我一想到这种可能就恨不得抢天哭地，叩头流血，不用来真的，只一想已经感激涕零。

然而，没有。与过往记录不同，与历次搞运动的传统不同，反右以来，从此只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强硬再强硬。就因为这个运动最玄乎，最不具体，争议最多，没有或很少铁案，只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飞花案分析案论说案，如果开开一个口子，如果平反三个五个，有可能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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