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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活火山，是拼掉了牌坊只要正常的性生活，或改嫁，或偷情，不为牌坊所累。

死火山，依旧背着牌坊，逐渐浇灭心头欲火。

性感之二：宫墙

看到宫墙，就会想到被宫墙围起来的后宫。说它是个妓院也无妨，且只有一个嫖客。大红宫墙，可喻为敌人的鲜血、祖先的鲜血、忠臣的鲜血或妃嫔的经血。朱红大门上一个个浑圆的门钉，犹如后宫美人乳房那般森然林立。

宫墙同样也幽闭着妃嫔和宫女们的性欲望。在无数的没有性功能的太监的监视下，在唯一的有着性能力而身体欠佳的皇帝周围，她们尽量靠着装扮、节目与床技来博得一夜的宠幸。这样的一份艰辛正造就了那份特别的只属于一个人的性感。好冷啊。

宫墙斑驳，却照见佳人的粉嫩。

宫墙粉饰一新，却听到宫女说玄宗。

性感之三：三寸金莲

性文化要求女性要自觉地制造性感，即改变自己的形体。最典型的莫过于三寸金莲了。女性改造了她们的脚，母亲替幼小的女儿缠上裹脚布。虽然从外表看，小脚很可人儿啊，肉乎乎的。但若把裹脚布打开，就可见到畸变的脚趾骨。因不自然而引来的反感需要用儒学的淡定加以克服。

但当缠上裹脚布，则一切又变得富有美感起来。好一双小荷叶，好一对乖莲蓬。小脚女性走路不方便，需要格外用力，远看去如风中柳、水里蛇，好不婀娜。随便捏女人的小脚绝对构成性骚扰，是种流氓行为。而拿到女人的金莲鞋子，可谓定了情。

此外，可以体现性感的事物还包括了旗袍、四合院、《女儿经》、女工、兜肚、闺房、床笫、绣品、妆奁、服装等。这些都在表达着封建时代儒家对女性行为举止的各类规定。正是通过它们，儒家的性文化具体到了规矩上面，即建立起类似封建等级制度的性等级制度。

不同年龄与身份的女性应在这些事物上表现出各自的性压抑特色，并从母到女，从婆婆到媳妇。

因而，我等可以发现性压抑而导致的性感具有文化的遗传性，也就是性感的传统。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如当今世界，性感是一种统计###算的话，其结果常常是随机性的创造。而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性感就是一种等值运算，A=B、B=C、C=A的循环。

于是，考古学和考据学就特别有用，以一个时期来划分性感就可以掌握住封建时代的整体性了，而根本不用像现代这样要时时刻刻地记录下流行时尚，免得被抛入骨灰当中。

若更进一步研究封建时代的性感，即这种A=B、B=C、C=A循环的等值运算，就能体会到当代的男性们是如何开发性资源的。这简直就是一场性文化的实验与试验，想当初金莲小脚的兴起，从宫廷到民间的风靡（A=B），再到不缠小脚就嫁不出去的风俗（B=C），便形成了性压抑的时尚氛围与标准，最终达到了C=A的循环。此后，就一直A=B=C下去了，直到封建制式微。

于是，在民国所欣赏到的小脚或许就是南唐后主李煜看到过的那一双吧。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得民心者一定能得天下吗？得天下者也并非就一定因为得了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给那些想得天下的人指出了一个正途。而并非在说，得天下者就一定得了民心。

天底下，未得人心而得天下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他们夺得天下后，就宣扬自己是得了人心的。

那么，为什么只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不说“得天下者得民心”呢？这是为了给他们的政权寻找一个合法的证据或借口，那就是：得到了天下那沉默的大多数人的认可。

民心在哪里？它在一个个农民的心里吗？它在一个个士兵的口中吗？一个没有经过统计学分析的民心到底在哪里呢？一个没有民调传统的民族只能通过儿歌、歌谣、民谣来揣测民意。然后利用一些自然现象（或是暗自操作出来的）来体现天意。

其实，民心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虚构。只有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民心，才能为君权神授奠定天人合一的基础。

一个欲称王称皇称国的造反者的口头禅就是：人心思定，天下归一。而其立政后的实际操作是：1。定天下。2。以“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据，笼络人心。3。采取一些政策获得民心。4。再以“民心思稳”止乱。

难道，得民心就是为了得天下吗？

真正的民心是深藏在天下的。只有这天下没有了得与不得的时候，真正的民心才会河出图而洛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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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色层（1）

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

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似乎已被无数次谈及和讨论。这些口水足以让软弱性更软，当然也淹没了真相。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主要指人文知识分子、作家等。这真相上可追溯到姜尚钓鱼愿者上钩，下可联想至王朔无知者无畏。在中国，学而优则仕，赢者通吃。就像现在的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唱演优则主持，则上大学。春秋争鸣当中的百家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自己的学说能得到某个诸侯青睐，从而获得成功。像儒家、法家都是这方面的典范，道家等到了汉朝初期却成了国家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时候（周朝到汉朝）就在努力使自己受到统治者的尊重、重视、赏识、重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观念影响了太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如过江之鲫，通过各种方式在兼济天下的名义下求得个人的名禄。即使像李白那样的大诗人，也想着儒家所教唆的治国平天下。李白难道不知道自己更擅长什么吗？

更为严重的是，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始终不能独立于现实的团体。知识分子被家（庭）、国（家）、天下（社稷）所包围，被家族、师门、党派、地方所牵扯，其精神上的焦虑感就像竹林卧听那般皆是疾苦声。虽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用来使精神超脱的迷药（如道家、禅宗、水墨艺术），但它们都只能作用一时，属于暂时性麻醉用品。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思想者反抗的记述，更难觅科学家的独立探索精神。只有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英雄、清廉官员、忠臣谏客，充满了教学大纲和考试试卷。仿佛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沸腾热血代替冷静思考、用还我河山覆盖文化精脉、让治乱更替掩盖专制世袭的可歌可泣。　怪不得如今的皇帝戏如此之多，原来是历史教育就留下的病根儿。

当代影视作品的编导大多也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文视野可说是并未出古代之右，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作品。影视文化的娱乐性越来越强，这一点也和学校教育一样，强烈地影响到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

以前是政治性的软弱，现在是政治和经济上双重的软弱。以前主要是依附于权势，现在还要依附于商人。只有依附于权势，知识分子们才觉得自己的知识、思想有了可施展的时空。达济天下、报效祖国的观念一直就是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历史遗产。

在历史上，中国文人鄙视很多下九流的文化，也包括小说。他们觉得小说只能供人消遣，而非经济天下所必需的利器，也不是依附权势的手段。其实，小说当中恰恰可以寄寓个人的独特思想。文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天地，使得那些经久不息的精神得以薪尽火传。可是，到了如今的影视文学，这样的传统却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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