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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比。――古罗马人奠定了严格维护土地财产的观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形成了“公民的住宅就是公民个人自由的堡垒”的准则。未经许可不得私闯个人住宅。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谚语也就来源于此。这甚至影响到了启蒙运动中社会契约论的问世。社会契约论使个人财产权居于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一切权利最后都被归之于财产权，而平等自由的契约是财产权得以交换的核心因素。

到了罗马帝国元首制时代，《十二表法》被逐步完善为罗马法。52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召集10位法学家，搜罗了自《十二表法》至查士丁尼皇帝本人执政时的法令，先后编纂了4部著作――这就是罗马法。到了12世纪，上述4部著作合称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的学者们重新将其挖掘出来，罗马法随之复兴。罗马法中的万民法尽管仍然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但也明白无误地认可了私有财产的买卖、合作与契约原则；自然法尤其体现正义和公正，而且凌驾于君主之上，任何反对这一原则的统治者将自行变成暴君。

罗马法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而私法则捍卫个人利益。后世的学者公认罗马法的核心就是私法。罗马私法分为“人法”和“物法”两部分，“人法”规定了人的权利，“物法”规定了各种财产权，亦即物权、债权和继承权。罗马法的大量篇幅说的都是私法，足可说明罗马人对个人利益的重视。实际上，罗马法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最终克服了市民法（只适用于罗马公民）与万民法的区别，统一了私法权利，确立了所有权不可侵犯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一个人不能在未经其同意情况下被剥夺所有权，而且任何一个人也不能转让他不拥有的权利。

所有权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它意味着公民绝对性、排他性、永续性的财产权利。罗马人最先确立了私有财产的权利。而且，他们基本上也是根据私人权利的准则来看待君主权利的，或者说，他们就是把私人权利看成国家权利的最高准则，认为国家必须尊重个人的权利。罗马法尽管歧视奴隶阶层，而且其所谓的平等原则当时也仅仅适用于罗马的自由民，但到了212年，罗马公民权终于授予了帝国范围内的所有居民。

反观中国，先秦时代也曾有过意气激扬、鲜明锐利的个人主义，它的开山始祖――杨朱就非常坦然地陈说过自己的治国理想，“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孟子摘取此句，不加声色也未置可否地评价，“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可见，中国上古社会也曾有维护私有财产的奢想，但后世之人羞于道破自己的个人利益，没再深入阐发，也使得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竟无一个思想者为此奔走呼吁，实在令人悲叹。所以，农民阶层每当土地被豪强地主兼并，个人财产被贪官污吏掠夺，沦为流民或游民之后，唯一的抗争就是啸聚起义，以造反运动颠覆君主专制政权。

三、捍卫个人财产与宪政的先声（3）

大宪章：个人财产与宪政

西方社会一向没有类似传统中国那样阳奉阴违的重农抑商政策，但工商业也曾被贵族社会视为“卑贱”的行当，商人们的境遇虽然不能与同期的中国商人相提并论，但也不时承受封建王朝政权的赋税重负；直到17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各国尤其是英法等国仍然在君主专制的阴影里前行。不过，封建就意味着贵族们的分权和对王权的制约。贵族尤其是新起的资产者为了自己的权益而掀起的革命风暴，向膨胀的王权发起了前赴后继、不计其数的挑战。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形成于西欧北美，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其主要的推动力量是商人以及市场经济。商人们除了争取足够的经济自由，还有明确的私有财产权。这一切，可以说源自于英国。

英国国王约翰穷兵黩武之时，索性将贵族的领地财产视为己有，并将贵族们的封号和领地的继承税提高了100倍；牛、羊、小麦的价格也出现了成倍上涨。这是英格兰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通货膨胀。教会以及资产者也未能幸免。随意加重税收等恶行激起了贵族与经商致富的新兴资产者的不满，在贵族兵临城下之际，1215年6月15日，国王被迫签署并颁布《大宪章》。这一文件后来被称之为现代自由宪政的渊薮。也为英国政治提供了一种以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解决问题的智慧。

虽然《大宪章》只有63款，但却奠定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基石，并成为民众约束君主权力的永久见证。《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虽然宪章惠泽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民，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是捍卫人民的自由。最为精髓的两条原则也就是法律确定的：臣民财产及人身安全的保障权，臣民对君主的反抗权。这两条原则对后来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保障个人财产，激发个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拥有反抗权，推翻暴君的革命具有合法性。宪章运动显示，英国已经初露民主政治的端倪。后世的学者评价说，这是有产者参与政治的结果，因为有产者不希望政治权力侵害自己，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政治权力侵夺，并将其提升到了宪法的高度。

实际上，《大宪章》签署之后并非风平浪静。1236年，英国贵族和国王的议事会转变成了“议会”，是《大宪章》限制君主权力的重要力量。不过，《大宪章》也被历代君主稍加修正后再行颁布。几个世纪之间，《大宪章》的颁布超过了40次。其影响在都铎王朝（1457－1603）时期就已经明显削弱，国王巧妙地将贵族约束王权的英国议会改造为有利于自己行使国家权力的工具。17世纪初，因为国王没有后嗣继承王位，都铎王朝寿终正寝，给了那些《大宪章》的支持者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后来，就在斯图亚特王朝（1603－1649）权力未稳之时，《大宪章》的支持者再度向王权发起了反击。

随后引爆的是1640年的英国革命。内战，复辟……曲折而反复，1688年，英国旧贵族与新生的资产者阶层达成了妥协，确立起君主立宪政体，法治、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呼之欲出。这为18世纪的产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

1689年2月6日，英国光荣革命以英王的退位而结束。实际上，这次“革命”是英国资产者阶层和新贵族所发动的一次政变，宣示英国的资产者阶层已经崛起，政治上也已获得了相当的地位。

光荣革命的影响波及到邻近的法国以及隔海相望的美国。

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欧洲大陆典型的专制国家，神权、王权与等级制度是其统治的三大支柱。人民极度不满国王的统治，受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人物的感召，1789年至1799年间，法国爆发了一场大革命，资产者、城市平民和农民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政体，产生了激进的共和政府。

虽然后来帝制得以复辟，但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的壮举，也不是暴力与谎言所造就的灾难，而是开创了民主宪政，通过了1789年的《八月法令》、《人权宣言》以及《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现代政治原则再度深入民间。

三、捍卫个人财产与宪政的先声（4）

1787年，缔造美国的有产者们在《美国宪法》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相当补偿，不得占为公有。新兴的资产阶层认为，政治职权是暂时的，私有财产是长期的，不能让政治职权随意侵夺财产。

英国光荣革命、美国制宪、法国大革命，西方思想人物的探索与有产者的行动终于确立起宪政民主制度，而这其中商人们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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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治国不只是管理

治大国若烹小鲜。――如此潇洒的态度大概只有先秦诸子中的道家始祖――老子才配得上，因为治国之术总是愈简单愈见功力。可以说，应该抓小放大，而不是现在所谓的“抓大放小”。相反，后世的治国方略倒是越来越复杂，这固然与人口繁多有点关系，而实际上还是治国者无法与自身的贪欲以及既得利益一刀两断。

治理一个国家与管理一家企业总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公司也好，国家也罢，都是极其类似的组织。正因为是组织，所以就需要一套妥善的管理制度和经营之道。不过，企业或公司的寿命毕竟有限，少的话就是三五年，至多也不过一两百年，――所谓的“百年老店”总是有一些溢美之词――然后灰飞烟灭，不复存在；而国家――譬如中国――就像一家数千年历史的公司，其间的版图或缩小或扩张，政权或延续或变换，诸侯或割据或结盟，国家的内涵或者总的名称始终还是没有改变。可以说，国家就是一家永续经营的公司，风云变幻之时，只是其经营部门――政府――这一机构不断生变，或被人民推翻下台，或被政党替代轮换。

治国之道与管理之道如出一辙。许倬云先生说过，国家就像一家公司，它的经营者就是政府，它面对的市场是全国的人口，而它的产品是向国民提供的服务――安全和繁荣。民富则国强，反言之，国强而民穷，则社会###频频。民不聊生时，国家政权也会被颠覆。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思想者就如何治国奉献了不计其数的政治思想，希望能够就此推出一套完备的制度，使民众能够在制度之下安居乐业，国家也欣欣向荣。

当人类文明首先在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和中国崛起之时，西方许多国家仍然处于蒙昧、野蛮的漫漫长夜之中。当古希腊开始绽放政治文明之光，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已经如火如荼。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方又陷入了中世纪长达千年的混沌、落后状态……

实际上，西方国家走到中国的前列还只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事。从经济方面来看，基本上就是如此。其原因就在于，18世纪后期，英国的产业革命（工业革命）席卷了大部分欧美国家，使之突飞猛进。不过，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出口贸易仍然以巨大的顺差稳居欧美各国之上，以至于鸦片被其用作坏人社稷的独门暗器。实际上，英国的坚船利炮并不足以迫使清政府为之臣服，而是腐败的吏治使它先行下跪，中国的衰落从此每况愈下……其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GDP仍居世界第一，领先于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更遥遥领先于美国和日本――并不符合“落后就得挨打”的惯例。然而，从思想方面来说，中国落后于西方恐怕是始于文艺复兴运动、宗教革命以及启蒙运动。――也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15世纪前后。而且，恰恰在16、17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潮蔓延欧洲之时，晚明时代的中国儒学――王阳明的“心学”――也陡然有了一次变异的冲动，“以儒攻儒”，而且开始转向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几可与欧洲遥相媲美；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之流也在16世纪末行走于中国，与李贽等儒家“叛逆”私相接触。然而清兵入关就使得这一次刚刚破土而出的启蒙中途夭折。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为赔款而焦头烂额。先前西方国家流向中国的白银此时已经大幅度地倒流。财政枯竭，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苦，社会###频仍。当时的有志之士尝试洋务运动以求富国强兵。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也在1868年开始了“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溃败，民族自尊心也因此倏然间集体丧失而跌落到了极度自卑的深渊。自1840年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109年的救亡图存曲折惊险，但终于有了一个现代化的起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捍卫个人财产与宪政的先声（5）

……

治国之道其实就是管理国家。坦白地说，最直接的层面就是指它的政府机构，因为政府是一个组织。政府有什么样的官僚制度，那么它的管理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说到政府的管理，必先追溯到其制度，而制度往往又源自于其背后隐藏的政治思想。人类只要是进入了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政权，那么治国者如何处理其与民众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安定社会的几大阶层，各个学派的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纵观人类历史，只有中国十分难得完整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至少从商周到清末乃至迄今，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各自的政府管理，而且拥有过值得自豪的文官制度和管理系统，或延续旧制，或推陈出新，不一而足；但在考虑民生的方面各有歧异。所以，在民心向背之间，变数也就蕴藏在其中。

自先秦以降，封土建侯制随即被郡县制所取代，而王公贵族各据要地、建藩分权的气象亦被君主专制所终结，大致奠定了两千多年来的政府管理传统。秦始皇依法为治，汉武帝独尊儒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竞相兜售的治国理想也被他们视之如敝屣，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担心百家乱政，无意接纳那些意在指导帝王政治的治国策略。所以，法家和儒家先后独享其尊，尤其是儒家，渐进变异之后一统了天下，并且其后的文官管理制度又屡屡以科举制度号令各方士子（读书人）为之竞走奔忙。有学者指出，仅战国时代两百多年诸子百家所激荡迸发而创造出来的思想架构已经几乎囊括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禁锢下的所有理念。所以，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仍然值得今天的治国者以及企业管理者学习和镜鉴。

譬如，秦始皇时代所确立的中央直辖地方、层级简洁明了的郡县制，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没有；设立监察机构、中央派遣御史监督考核制度，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没有；汉代君主掌权、宰相使令的权能分立制度（类似于现代公司的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制度），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没有；军人文人各司其职、地方贤能进入中央政府共论国是的察举制度，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没有……同时代的罗马公民还只是以最古老的贵族制度参与政治，与汉代相比仍然显得原始粗糙。

不过，秦始皇时代直接管理的行政制度――郡县制与指派御史巡视考核的监察制始终若隐若现地见之于后世历代王朝，其余也只是维持或修补；儒家治国理念独擅其尊之后两千余年也未被别家思想所撼动，但仍然只是拘囿其中，甚至变本加厉。与中国类似的是，西方国家从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后便掉进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在封建领主的等级制度以及后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徘徊，基督教教会主导了一切：精神权利与道德权威。教权与王权之间拉锯抗争，经济凋敝，文化衰落，政治无序，民生涂炭。直到15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市商业贸易蓬勃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擎举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大旗，点燃星星之火，彰显个人主义精神，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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