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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儒学曾经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遭遇到了“打倒孔家店”的厄运，这也只是它被人为抬高之后的后果，虽然难免矫枉过正，对于独享了千年之尊的儒家思想有过不小的打击，但也只是还原其本来面目的一步。迄今，遭遇了跌宕起伏的儒学有没有真正走下神坛？有没有回归到其应有的一席之地？恐怕还很难说。

九、教化为上――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底色（3）

治国：道德乏术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从儒、墨、法、道四家的治国立场来说，儒家是德治（孔孟），推崇的是以德服人；荀子学派虽然师承儒门，但讲的是礼治；管子学派自成体系，但几乎开启了法家之门，讲的是法治；墨家立足于平民，讲的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而老庄道家更在于个人的自由而不是社会的繁苛之政，和上述几家都不同，讲的是“无为而治”，虽然老庄同样主张无为之治，但其中的区别也很显然。

先秦各家学派实际上都比较崇尚道德，只是显隐的程度不一，即使像韩非这样集法家学术之大成者，也并非就抛弃了道德，而是将道德排斥在政治范围之外，认为不应该将私人道德与治国理想混为一谈，排斥私德正是为了有利于公，无益于君国的德行名誉都不可取，所以废弃了儒家的德化民本之论。儒家宣扬家齐而后国治，韩非几乎颠而倒之，只认定国治而后家齐。虽然主张重刑，但也不完全等于酷刑，与商鞅有异。

从商鞅到韩非再到李斯，严刑峻法固然是法家一贯的传统，但只有商鞅与李斯跻身于政界，实现了法家王者之师的理想，韩非还只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已，毫无从政经验。秦氏皇权暴政虐民，旋踵而亡，短命固然是咎由自取，但后世的儒者以此责难韩非的法治理想，也不尽厚道。攘臂直呼，反对法治，岂不是过于草率？――秦始皇父子毕竟还是在法家思想的辅弼之下一统中国，儒家恐怕没有如此魄力，只能坐享其成而已。

正因为法家所立的郡县制与监察制，皇权专制王朝才能历经两千余年。所以，后世的学者评价，皇权专制架构是由法家奠立的，而儒家并无经世治国的能耐。实际上，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董仲舒已是儒法合流的代表人物，独尊儒术以及察举制度能够立足于君主专制王朝，实在有赖于其荐举之力；两宋再次推崇儒学以来，儒家内部的纷争不绝如缕，激进也好，保守也罢，仍然没有超脱皇权专制的现实束缚；甚至到了清末戊戌维新之时，康梁师徒二人极力鼓吹孔子为托古改制的先驱，奠定了万世不移的宪法，因而力推变法君主立宪，仍没有跳脱出孔学的怪圈。然而此时的中国已经风云激荡，不到十年，辛亥革命继之而起，满清王朝灰飞烟灭，标榜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终于问世。

道德治国恐怕连最基本的官僚制度都难以问世，尽管所谓以民为本的治国理想动听至极，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许最难体现在客观的制度上，所以，皇粮国税缴纳依旧，而佑民之策往往都是天灾人祸时安抚民心的临时之举，而没有稳定一贯的制度设计。

德政：传统流弊

部落社会时应该有过原始民主议事的传统。推选或撤换首领、组织劳动、分配产品、调解纠纷、指挥战争等公共事务，均由部落成员共同决定，尧、舜禅让传说或许实有其事，甚至还有过“尧设诽谤之木……以表王者纳谏也”，民意在此时虽然未必能够左右部落首领的决策，但是“选贤与能”告诉我们，似乎唯有有德之人方能被公推为管理者，以孝悌闻名的舜就是如此被人推荐，为尧认可之后接任首领一职的。――《史记·五帝本纪》记录其事难免有人为的曲笔，或许也有可能是想当然，姑且信之。

上古文化传统最先孕育出了原始儒学。所谓儒者，其初也就是掌司礼仪之事或者记录官家轮替史实之人。周代封土建侯制度崩溃之后，官学裂变为私学，儒家之后百家争鸣。到了战国时代，孟子再次倡导不无民主精神的“民本”思想时，“民本”传统已经孤悬已久，但后世并未就此开拓出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传统，民本之术也不过成了君主专制用以愚弄民众的摆设。等到晚明，儒学内部因蛹化蝶，启蒙渐行之时又遭遇到了满清入关。外敌入侵、救亡图存终使专制王权日益式微。西学东渐之时，学者仍然扛起儒学大旗，借“民本”之论引入西方民主思想……儒家“民本”之论的老树嫁接上了民主的新枝，然而水土不服，几经波折。

孟子民本论可能拥有的民主精神沦丧了两千多年，儒学只是君主专制的仁义外套。后世儒门学者也反复阐发过“民本”的内涵与外延，甚至将天灾人祸视为上天的惩戒，但很少能与孟子比肩而立。到了中古时代，譬如，唐代贞观年间的君主大臣深知“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也把“安诸黎元，各有生业”视为君主天下利益之所在；警惕“亡隋之辙，殷鉴不远”，反省“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祸及其身”的恶果，“览此兴亡，极怀战惕”……不过其解释“民本”时颇堪玩味：“言民可亲近，不习卑贱轻下，令其失分则人怀怨，则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国之本，本固则邦宁，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尽管已将儒家“民本”论奉为案头的座右铭，但骨子里还是认为民众不过是衣冠禽兽而已，冥顽不灵、浅薄无知，“民本”充其量也只是治国之策略，愚弄天下百姓的把戏。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对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极为恼怒，“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指令儒臣删改《孟子》中妨碍君主绝对专制的言论。

民本论不过是“民末论”的面世文本。千百年中，罔顾民众只对长官负责就已经成了历代官场的潜规则。即使在儒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官员的选拔与管理也只能拘囿于儒家信条行事，君、亲、师“三位一体”――政治权力、亲缘权力、文化权力的统一而为，领导一言九鼎、下属奉命而为演变成了千百年来的官员文化传统，民生也只是口头上隐恶扬善的堂皇之辞。

西学东渐之后，民本论也没有借漂洋舶来的民主理念而大翻其身，反而更为隐蔽地深嵌到了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中，时不时兴风作浪一番。官场上的潜规则也成了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中国的政治文化往往将政统与道统视为一体，也就是认为拥有政治权力似乎就拥有了道德优势与知识优势。儒家道德其初是主张个人修身做官，达则兼济天下；后来也主张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员应该具备必要的道德和知识优势。再到后来，就被不知不觉地偷换成了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必然也拥有道德和知识优势，不仅有权对被治理者进行统治或说教，还有权代替被治理者判断何为道德生活、幸福生活并强制其过这种生活。

官员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典范，就是上古时代孔孟心中的“君子”以及各种正史所大力颂扬的“循吏”，而在西方则有柏拉图的“哲学王”。只不过西方的这一文化传统自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等之后就逐渐被清除而消匿于世了，而在中国这一传统则绵延不断。然而，历史经验和现代政治学都告诉我们，一个人拥有政治权力，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也拥有文化优势和道德优势；而且就算某个官员同时兼此三种优势于一身，也不意味着他就有权代替他人选择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而且应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生活，只要他的生活不危害到他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同等自由。

十、古希腊：导师的公民视角（1）

明末西学东渐之后，国人仍然难掩自己中央帝国的心态，而当时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带入中国的还仅仅是一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白尼日心说之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科方面则不足十分之一，否则中国的近代化不至于延误200多年，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也不至于出现在1895年以后。此前的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以沉重打击，而甲午战争则因为帝国师尊被初出茅庐的邻邦蕞尔小国击败，彻底地摧毁了国人一贯良好的民族自信，跌入到了自卑的深渊。此后国人备受欺凌的挫折感愈加沉重，开口希腊闭口罗马竟然也一度成为风气。

实际上，古希腊城邦时代早期智者群体的显著人物落后于孔子半个世纪之多，他们云游于各城邦之间，以传授修辞、伦理以及政治诡辩之术换取学费维持生计。――这一点倒与孔子的开馆授徒类似。即使城邦政治思想巅峰时期的代表――柏拉图及其弟子亚里士多德也比孔子小得多，因为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诞生之时孔子已经辞世10年。

西方最早的国家是希腊城邦，也就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兴起。显然，有了国家之后才会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总是需要管理，因此政治思想，亦即治国之道才可能应运而生。希腊的各个城邦中，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城邦之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卓越思想家的诞生提供了摇篮。

以德治国

苏格拉底并没有什么遗作留存后世，据说是述而不作，也就是信口开河，惯于清谈而且态度悠闲。――这一点倒是类似于孔子。所以只能从他的弟子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找寻出一点痕迹，拼凑出他思想的大致轮廓。――这一点仍然像孔子后学编著《论语》的意图。

苏格拉底的晚年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硝烟中度过的，这一场长达27年的拉锯战让先前的城邦民主制度一蹶不振。与此同时，云游于希腊各城邦的智者群体因为颠沛谋生以及战乱频仍等原因，弥漫着种种思潮，极其驳杂，既有叩问自身命运的利己主义与享乐至上思想，也有社会进化的观念――强权政治，征服掠夺与谋求霸业，苏格拉底虽然没有孔子早年那样匡扶天下的雄心，但匡扶希腊陷于崩溃的伦理道德应该适合他清谈的趣味。

智者们认为，强者以暴力抢夺弱者的财富是天经地义的，而弱者只能服从于强者的利益，服从于强者的统治；身份高贵的人就是强者，而地位卑贱的人就是弱者。――这一切都是一种“天然的正义”，也就是说，弱肉强食是社会进步的法则。智者们向人传授的就是谋取权力之位的统治术。虽然这思想类似于法家的观点，但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看，这就是道德上的一种堕落，因为他也和孔子一样喜欢标榜道德上的至善原则，认为城邦的管理者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公民的灵魂和道德，遵守城邦律法就是正义之举，所以他提倡德才兼备的贤人政治。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他也认为，治国的根本就在于培育公民的美德，而且只有哲学家治国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治国之道包括立法与司法，其目标就是至善原则。要使公民的心灵达到至善的境界就要依靠国家，而治国需要立法，以立法来陶冶人的心灵；心灵有疾，就要以司法手段加以医治。

智者们热衷于传授的辩论术在柏拉图看来只是一种伪知识，是驯养野兽的技艺，也是治国之道的幻影。智者们和驯兽师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无法辨别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对于什么是美丑、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也一无所知。柏拉图认为，追求至善不是不要快乐，但不是所有的快乐都是善；快乐应该服从于善。最高的善应该使人身心俱佳，而不是感官享受的快乐主义。因此，善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可以指导他人为善，纠正他人偏离善的行为。治国者应该培育公民的美德。――这与孔子的教化是一个意思。只有哲学家掌握善的理念，守卫城邦的法律和习惯，守卫正义和美。柏拉图主张哲学家治国，或者把国王培养成哲学家，即以德治国，没有必要制定繁琐的法律条文，因为写在纸上的法律往往得不到遵守，持久之道仍然在于教化人心。

十、古希腊：导师的公民视角（2）

然而，柏拉图也知道，城邦时代有各种各样冒牌的“伪哲学家”，他们卑鄙无耻，窃据了哲学的殿堂。真正的哲学家，如果不能“兼济天下”那就只能“独善其身”，因为适合哲学家的地方是“理想国”。到了晚年，柏拉图依然认为，真正懂得治国之术的政治家还应该是哲学家。

政体形态

古希腊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形态的城邦。――这一点像极了春秋时代初期的诸侯列国，或者也有可能类似于商周之前的虞夏时代。柏拉图将个人的至善与城邦的至善捆绑在一起，认为只有哲学家治国才有可能实现城邦的至善和个人生活的至善。所以，他觉得哲学家治国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这所谓的“王政”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

哲学家治国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贤人政治，与孔子的君子政治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途径不一。古希腊时代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治国理想存在许多相似的地方，其源头都是道德治国。这一点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治国者所具有的禀性几乎一样。不过，除了柏拉图所说的王政之外，政体还有四种，都是由王政蜕变而来，而且一个不如一个。

王政演变成荣誉政体。荣誉政体主要是因为治国者的血统混杂而产生冲突，衍生出铜铁集团和金银集团。铜铁集团倾向于掠夺民间财富、抢占土地房屋、敛聚金银财宝等；而金银集团则倾向于培育公民美德和社会秩序。两大集团之间相互较量，达成妥协之后将土地房屋据为己有，将原先的属下转变成平民和奴隶。柏拉图认为，当时的斯巴达和克里特就是这样的政体，治国者好胜、尚武、贪财、爱慕虚荣。

荣誉政体又会蜕变成寡头政体。治国者以财产的多寡分配权力，政权掌握在富人的手中。贪财和享乐成为时代风气，为了财富不择手段，盗贼也在城邦之间横行肆虐。即使勤劳和节俭的人也为了财富而不断地积攒钱财。在这一政体之下，统治者养尊处优，而人民不如牛马。

民主政体是在寡头政体衰败之后出现的。这一政体自由、宽容、平等，对于个人都是放纵的，各种欲望都会得到同等的尊重，生活方式五彩缤纷。不过，柏拉图认为，民主政体如果缺乏美德的培育，那“傲慢、放纵、奢侈、无耻”就会乘虚而入，颠覆其根本基础，导致极权政治――僭主政体的产生。

僭主政体在柏拉图的眼里几乎是恶贯满盈，僭主式的人物集纳了人的所有恶性，譬如笑里藏刀、嫉贤妒能、穷兵黩武、兔死狗烹，而且忤逆父母、祸国殃民、翻云覆雨、欲壑难填……

柏拉图的5种政体论显然多半是想当然的。除了他所说的荣誉政体斯巴达和克里特就没有例子可举了。倒是亚里士多德说了，政体就是城邦中官职的制度安排。譬如君主政体就是最高统治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但谋求城邦共同利益；平民政体的最高原则是自由，官员产生于全体公民的选举。即使如此，公民大会也容易被政客或野心家所左右，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寡头政体则是由财富来决定参政或掌控最高权力；僭主或暴君政体是僭主或暴君一人掌握最高统治权，而且追求一己私利。然而，当时各城邦的现实不是平民政体就是寡头政体。

公民视角

与孔子开创的“货于帝王”传统迥异的是，古希腊除了流浪的智者群体仍然汲汲于谋生之外，柏拉图等思想家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衣食担忧，他们的家族都有累世的积淀，生活较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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