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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1页）

，不正是“脂砚”么？洪昇在“脂砚”之地搭盖的茅棚，其妻命名“脂砚斋”，取其“红粉”加隐士之意，不是再贴切不过了么！

黄蕙字兰次，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孙女，工诗善画，妙解音律，是个才女，由她来为丈夫抄录评点作品，再合适不过了。脂批中透露的女性亲昵口吻，也和妻子的身份相称。至于那个“畸笏叟”，应该是洪昇小妾“邓氏雪儿”的笔名。“雪儿”为洪昇次子洪之益，被洪昇过继到早死的二弟洪昌名下，“邓雪儿”正所谓“继户嫂”！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来看一则“畸笏叟”的批语：当芹、脂死后，她感叹道，“但愿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可大快遂心于九泉”。“一芹一脂”是两个人，再加上“余”（我），是三人，不可称为“余二人”，“余”尚未死，也不能到九泉“大快遂心”。这句话只有什么情况下才能成立呢？就是“余”与“脂”是“芹”的一妻一妾，如果“一芹一脂”能够再生，“余”与“脂”继续同事一夫，方能“余二人大快遂心”。洪昇的妻妾关系十分亲密，平时生活中洪昇“工顾曲”，“大妇调冰弦，小妇和朱唇”，其乐融融。洪昇和黄蕙死后，难怪“继户嫂”要发出这样的感慨了！

《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5）

如此看来，“脂砚斋”与乾隆朝的那个曹雪芹也没什么关系，而是此前整整一个甲子时间的洪昇创作《红楼梦》的书斋名。其实，曹雪芹这个名字中，也隐含着夫妻三人的名字：因为“”与“始”同义，所以洪昇为“曹”，邓氏雪儿当然是“雪”，黄蕙字兰次，名字中三个草头，当然是“芹”，合起来正是曹雪芹！

回过头来再谈张岱、冯梦龙、王思任、吴乔同洪昇的关系。这四个人在明朝末年，都是著名的封建正统文人结成的“复社”的骨干成员。洪昇的父亲是否参加过复社，已不可考，但洪昇的老师毛先舒，却是复社成员，洪昇另一启蒙老师陆繁的父亲陆培、叔父陆圻（字丽京），也都是复社骨干，他们与张岱等四人时相唱酬，对四个人的事迹知之甚详。洪昇青年时代学诗的老师王士，在任扬州推官时，与江南复社成员也关系密切。受老师的影响，洪昇阅读过他们的诗文、熟悉他们的事迹，是完全可能的。洪家藏书甚丰，号称“学海”，著名古典文学书籍《夷坚志》是洪家祖先洪昇迈创作的，《清平山堂话本》是洪家祖先雕版印刷的，当时江南好多著名文人都曾向洪家借书阅读。张岱编撰《石匮书》，冯梦龙编撰“三言”话本，都可能向洪家借阅过资料。“三言”中的好多故事，就是从《夷坚志》、《清平山堂话本》中摘录改编的，便是明证。

洪昇创作《红楼梦》，受四个人的影响很深，石头的故事骨架取材于张岱的《自为墓志铭》，情本思想和妇女观套用的是冯梦龙的“情教”思想，西昆体诗词明显受吴乔影响，“风月”镜子的观念来自于王思任评点《西厢记》、《牡丹亭》的批语。但是，《红楼梦》的主要内容，还是洪昇自己的“夫子自道”。《红楼梦》一开始就交代，创作此书的目的是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普告世人”，是写的自己的“亲历亲闻”，创作中“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著书的另一目的，是使姐妹们的事迹得以“闺阁昭传”，这些姐妹的生活原型，便是洪昇的妻子黄蕙，两个早死的聪明漂亮的亲妹妹，以及众多的表姐妹林以宁、钱静婉、冯又令等。这些女孩子在清初都是著名的女诗人，曾出版过自己的诗词专著。她们曾结成著名的“蕉园诗社”，在清初文坛赫赫有名。她们也都没有逃脱“红颜薄命”的悲剧命运，几乎全部青年夭亡。洪昇对这些姐妹一往情深，创作《红楼梦》为姐妹作传的理由是充分的。此方面的考证见笔者的《大观园诗社与蕉园诗社》、《蕉园绛云，红香绿玉》等文章。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原型，就是洪昇的故乡杭州西溪。西溪从宋朝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躲避红尘的好地方。大观园中探春居住的芦雪庵，就是现在西溪的秋雪庵；惜春居住的藕香榭，今天建筑虽已不存，但其名称仍在；宝玉住的怡红院，原型就是洪昇家当年的“洪园”；黛玉居住的“潇湘馆”，原型应是高士奇的西溪山庄，这里曾接待康熙皇帝游幸一次，康熙为其题名“竹窗”；宝钗居住的蘅芜苑，原型应是西溪的“花坞”，这里面积比较大，历来是鲜花繁盛的好去处。另外，《红楼梦》开篇交代的“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说的应是西湖灵隐寺的三生石，“楼台高起五云中”，指的也应是杭州五云山。杭州西溪这么多景点名称与大观园契合，也间接证明了洪昇的《红楼梦》作者身份。

洪昇的“遗民思想”很强烈，对南明时期那些闺秀名士的事迹很熟悉，《红楼梦》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写进一些耳闻目睹的当时故事，这是小说创作的通则，不足为怪。南明著名抗清志士陈子龙，与洪家亲友关系密切，《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故事，借用的就是陈子龙与名妓柳如是的爱情故事。陈柳曾在“小红楼”同居，后来无奈分手。“红楼梦”一词，就出自陈子龙的诗。陈子龙号“无瑕词客”，书中就说他是“美玉无瑕”。柳如是与陈子龙痛苦分手后，嫁给了老名士钱谦益，这正是《红楼梦》中“金玉良缘”的出处。柳如是号“河东君”，书中的宝钗姓薛，薛与柳均为河东望族，宝钗称“蘅芜君”，亦可称“河东君”。钱柳结合后居住在“绛云楼”，书中就让宝玉居住的地方叫“绛云轩”。

《红楼梦》中的“甄贾宝玉”借用的是南明时期的“真假太子”；所谓“四大家族”，借用的是南明朝廷“马史王钱”四个权臣；所谓“元妃”和“三春”，借用的是南明“三帝一监国”，元春生在大年初一正是显示《春秋》所说的“春王正月”身份。尤堪注意的是，《红楼梦》中姐妹们的好多诗词，都是套用的南明时期名士名妓的诗词，黛玉的《题帕三绝》，套用的是李香君的《诀别口占》，宝玉、黛玉、湘云的咏菊诗，从题目到内容，都是直接搬用的冒辟疆、董小宛和杨龙友之间唱和的《咏菊诗》。

《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6）

笔者怀疑，洪创作《红楼梦》的过程，曾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康熙初期洪昇逃出家庭前，这时由于受家庭和师友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生活又很优裕，所以是用南明志士及秦淮妓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来写《红楼梦》的，书中所说的“末世”，指的是南明残余政权，书中描写的“金陵十二钗”，当然是以“秦淮八艳”等名妓为原型的。这一时期的《红楼梦》，当然是写妓女的小说。袁枚、明义所见到并题咏的那本《红楼梦》，就明确说“其中某校书犹艳”，应该就是前期的《红楼梦》。红学界说袁枚“此老惯会欺人”，说明义没有读懂《红楼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厚诬古人之嫌。

后一时期是康熙二十八年洪昇遭遇人生重大打击之后，盘山逃禅，举家南返，见到家园残破，姐妹夭亡，悲从中来，以自己和姐妹们的人生悲剧为基本素材，重新创作《红楼梦》。凡是熟读《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该书有两套神话系统，一个是绛珠神瑛还泪的故事，一个是顽石造凡历劫自述的故事。前一个神话系统，与洪昇的代表作《长生殿》的神话系统基本相同，似乎应是早期《红楼梦》的遗存。后一个神话系统，则是在“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心情下创作的神话架构，这正是洪昇经历了一系列“家难”之后心情的必然流露。

《红楼梦》中揭示姐妹们命运的“判词”与“曲子”，好多难以理解，好多与姐妹们的命运并不符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该也在于《红楼梦》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内容之不同，“判词”与“曲子”是早期就有的，而姐妹们的原型变了，所以变得不可理解或与命运不吻合了。其他如“真假两个宝玉”，“绛洞花王”　、“潇湘妃子”的诨名等等，也似乎是早期作品的遗存。

第二节　　　　五个来源与晚明文化气脉

徐晋如教授在《〈红楼梦〉只是一个俗艳的女子》文中说，《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不过是对抗理学桎梏的“淫”风中的一个“俗艳女子”而已。晚明社会的文化气脉“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满口色空理论却又满足于平庸的幸福，抱怨理学僵窒却又窒息人的生机，这是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

《红楼梦》并不是晚明的作品。按红学界的通常定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创作时间是乾隆中期的十年间，似乎与晚明的文化气脉不搭界。其实，不搭界的不是《红楼梦》的“晚明文化气脉”，而是所谓的作者曹雪芹。乾隆以降，在清代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晚明的“乾嘉学风”，其代表人物和学风特点，明显是另起炉灶，并未继承晚明的文化气脉。如以纪昀、戴震、惠栋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学派，以郑燮为代表的狂放学派，以吴敬梓为代表的讽刺学派，似乎都不是晚明文化气脉余风熏陶出来的。而康熙中叶以前，文坛流行的确实是晚明文化气脉。

实际上，晚明文化气脉，并非狭义的晚明，在清初又延续了近八十年，顺康两朝，文坛风气与晚明并无二致。明末清初，“坊间产生了大量的性爱小说和春宫图”，仅以数量来说，产生于清初的大概要多于明末。不止小说界如此，戏剧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临川四梦”的影响下，明末文化气脉“产生了以水磨腔为特征的昆曲”。在清初涌现出了更多的“写梦写幻”、“言情宣淫”的传奇与杂剧，如《长生殿》、《桃花扇》等不朽名作。是清初文教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和康熙大帝的相对开明，形成了一个文坛百家泛滥的局面。特别是从康熙八年到康熙五十年，清廷的文化管制相对宽松，使晚明文化气脉得以延续和发展。雍乾以降，朝廷的文化管制日趋严厉，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文风也因之大变，完全不具备产生《红楼梦》的适宜土壤和气候，只能产生出《阅微草堂笔记》、《儒林外史》、《野叟曝言》一类的作品，戏剧界属于“雅部”的昆曲也渐渐衰落了，为民间喜闻乐道的“花部”渐渐大行其道，“徽班进京”后，由“花部”演变而来的京剧终于取代昆曲占据了统治地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曹雪芹成年后的生活时代是乾隆朝中期，他不可能继承发展晚明文化气脉，换言之，他写不出《红楼梦》，就像今天的年轻作家写不出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一样，《红楼梦》又不可能是晚明所创，那么，惟一的可能就是《红楼梦》是康熙前中期的作品。康熙朝的士大夫和朝野文人，在声色犬马方面不输晚明，“典型淫声”昆曲的滥觞，也比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写“意淫”即“极端自恋癖外化”境界的小说也触目皆是。《红楼梦》表现的生活场景，应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至康熙朝的，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在欲望的放纵中沉沦”的贵族生活盛极而衰的历史画卷。

《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7）

“晚明文化气脉”的典型代表，要属《红楼梦》中建造大观园的“老明公山子野”了。这个人在书中并未正式露面，但却十分重要，因为《红楼梦》中最主要的生活舞台大观园，就是“山子野”老先生，按照“山子野制度”规划建设的，大观园之美，证明了山子野老先生造园手段之高，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似乎都对这位“山子野”老先生的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原因，除了大观园造的好以外，似乎与这个人的奇怪名姓也有一定关系。首先，《红楼梦》书中称呼他为“老明公”就有点怪，按照古典汉语习惯，“名公巨卿”一般是指官做的大，社会声望高的人，按照这个习惯，《红楼梦》中把山子野应该写作“老名公”，而不是“老明公”，难道以作者的八斗之才，还会写别字么？似乎不应该，那么，故意把“老名公”写成“老明公”，作者一定另有深意。

这个“老明公”不仅称呼奇怪，姓名也大成问题。中国百家姓中有“山”姓，虽然冷僻一些，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山子野”似乎并不姓“山”，红学研究中，好多著名红学家都认为，“山”并不是他的姓氏，“山子”二字是一个词，表示他善于叠造园林中的假山，“野”也许是他的姓，就是“一个姓野的善于修造园林的工匠”的意思。譬如，当年监造北京故宫的人，就称作“样子雷”。

但这样解释问题就更多了，首先是中国是否有“野”姓大成问题，日本人倒是有姓什么“河野”、“星野”的，也许笔者孤陋寡闻，迄今没发现中国有“野”姓。其次是即使是真的有个姓“野”的造园工匠，也谈不上“名公”。在中国古代三教九流中，“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造园的工匠，怎么有名气也轮不到“名公”的称谓，就是那个造北京故宫的“样子雷”，也不具备“名公”的资格！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太爷曹玺和爷爷曹寅，都曾任江宁织造。织造府有个西花园，有人认为就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问题又来了，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府，是明朝设置的，清朝不过是承袭而已，曹雪芹的祖上也未闻新造什么花园，根本用不着请“山子野”来对园子“规划制度”啊？再说，曹家在江南时，曹雪芹尚穿着“开裆裤”，对这个园子以及园子的制造者，也不可能印象深刻啊！

“山子野”考证不是红学研究中的什么大问题，但也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死结。红学界的专家们有一个最省力气的投机取巧的绝妙方法，就是一旦什么问题说不清，就统统归结为作者曹雪芹的“杜撰”，对“山子野”这个死结，也只好如此。小说创作允许杜撰，但杜撰也要有为何如此杜撰的道理啊，如果连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恐怕就是无奈情况下遮羞的托词了。

其实，不止是“山子野”，《红楼梦》中交代的许多同该书创作有关的人物，如“石头”，“空空道人（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棠村”等，红学专家在曹雪芹身边都找不到原型。这是为什么？说到底是百年红学从根本上就错了，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对《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当然也难以找到上述人物的生活原型！当你抛弃了“胡家店”，跳出了“曹家庄”，跟随笔者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康熙朝的大文豪洪昇身边一游，这些人物的原型，一个个便都清晰地跃然纸上！

“石兄”的原型便是以盘山“摇动石”自况的洪昇自己，“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朋友、盘山“青沟峰”的住持“拙和尚（拙道人）”，“东鲁孔梅溪”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师、著名的诗坛领袖东鲁王渔洋，“吴玉峰”的原型就是洪昇的忘年交、著名“西昆体”诗人、玉峰（昆山别称）的吴修龄，“棠村”的原型便是与洪昇外祖父同殿称臣的大学士、著名“馆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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